“那么，你是写两个版本，还是只写一个?”米克洛斯·哈拉兹蒂问道。我们坐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闹哄哄、烟雾腾腾的餐厅里。虚伪的健康崇拜还没蔓延至此，很多人兴致勃勃的谈天、喝酒、大口的抽烟。
餐桌中间摆着《天鹅绒监狱》，米克洛斯·哈拉兹蒂的一本旧作。一本薄薄的书，算上前言与作者简介，也只有163页。原书的封皮已经丢失，只剩下是红色绒布面硬壳，上面印有烫金的作者签名，潦草、有力，似乎表明作者曾是个不羁的诗人。
这本书有关匈牙利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1960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共产主义的体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东欧国家，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是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艺术家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变成了相互依赖。监狱的冰冷栏杆被套上了天鹅绒，人们忘记了它仍是监狱。
两个月前，我在剑桥的一间小图书馆意外的发现了它。最初，我很不适应它的风格，通篇是陈述句，没有疑问，到处是斩钉截铁的判断。它也很少引用，除去提到了一次约翰·弥尔顿，似乎再没有引用过任何人的话，似乎它是从真空中跳出的。但它散发着一股奇特的魅力，似乎面纱被有力的撕开，污浊遭遇了强力去污剂，在不容置疑的口气的帮助下，混沌重又变得明澈。它似乎不是为了30年前的匈牙利，也是为此刻的中国而写。
谁在妥协
我辨认出那么多中国社会的景象，艺术家们、知识分子集结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获取社会认同与现实利益。传统的审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直面抗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展览和发表，主动放弃了那一类的尝试。这令我愤慨，不止一次谈论他们的放弃。
但当米克洛斯直接询问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个自觉的自我审查者，我从未写过两个版本的文章，一个为我的编辑，另一个仅仅为我自己。我可以指责中国现行体制的严酷性，但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创造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暂时隐藏起来，但它是一个作家对世界和自己更诚实的认识。
我从未有过地下写作的经历。我写下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被发表。即使经常表现出的尖锐，都含有某种特定技巧。在批评政权时，我知道分寸在哪里，或者自认为知道。最好不要直接提到领导人的名字，不对他们做出具体、细微的批评。用执政党、政府、社会这些整体而模糊的词汇，作为批评的对象。自我审查的机制不仅来自于政治权力带来的恐惧，也来自于市场空间。我不能被市场遗忘，我要谈论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似乎积累起越多别人的注意，我自身的价值也随之提高。
无形中，世界的一部分被遮蔽了，因为习惯了不去谈论它们，它们甚至开始变得不存在了。而对于另一些人，这些禁区则强烈的吸引着他们去探索，以至于除去禁区，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谈论。他们变成了另一种自我审查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与海外的异议人士，不正是这两个不同极端的自我审查者吗?他们经常相互指责，却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被缓慢的腐蚀，逐渐丢失了自己。
二十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的争端告一段落。它似乎也让“自由”、“专制”、“审查”、这些名词过时，它们不是属于那个已经塌陷的共产主义社会吗?而在中国，1992年开始的市场改革，也让这些词汇迅速贬值，人们要谈论市场、资本和技术。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些问题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一座“天鹅绒监狱”已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