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以前，尽管中共已经带进西藏不少新事物，但大多数西藏人仅仅是以猜疑和好奇的眼光旁观而已，变化很少直接进入普通藏人的生活。然而拉萨事件后中共在西藏推行的革命则不然，直接关系到每一个藏人，彻底改变了全体藏人的生存状态。西藏民族自此从千年宁静被投进连绵不断、接近毁灭的大震荡。
对于在西藏确立中国的主权，没有什么会比由中国人自己掌握西藏的政权更为可靠和放心。西藏是一个与中国缺乏历史和民间纽带联系的社会，这种“异质”社会如果由一个自成一体的本民族政权领导，对中国保持离心力是必然的。所以中国一旦有下手之机，第一件事就是要以自己的政权取代西藏原有政权。拉萨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1959年3月23日，达赖喇嘛出走拉萨的第六天，西藏军区宣布撤消原属噶厦政府管辖的拉萨市政府，成立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拉萨市区的政治、军事、民政等事宜。几天之后（3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发布国务院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中共控制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等于废除了《十七条协议》。西藏被划分为72个县，7个专区和一个市（拉萨），解散西藏原有各级政府机构。在城镇建立了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在乡村成立了农民协会，临时行使基层政权的职能。
新政权的建立最初主要由中国军队完成。西藏其他地区相继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队派出五千七百多名军人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农村和牧场去“发动群众”，废除旧政权和组织新政权，还输送了八百八十多名军官去担任新建政权的官员。中共从中国内地紧急抽调了三千多名汉人干部进藏。在此之前被中共送到中国内地去培养的四千多名西藏学员和干部，也被派遣回藏，成为解放军和汉人干部的助手与翻译。
尽管中共强硬派抱怨对西藏实行“一国两制”等于浪费了八年时间，然而正是那八年使中共在西藏扎下了根，才能在1959年如此迅速地控制西藏和接管政权。
随着新政权的逐步成型，由初期临时应急的农民协会演化出中共在西藏的区、乡两级基层政府。到1960年4月，已经建立二百七十多个区级政权和一千三百多个乡级政权。
与执行“统战”路线时把重点放在西藏上层社会不同，中共在新政权使用的藏人合作者大都来自底层。这种变化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却不仅仅是为了意识形态。在“一国两制”的尝试失败、迫使中共抛弃西藏上层之后，必须在西藏社会找到新的依靠对象和同盟，否则不可能在如此遥远、广阔并且异质的土地上建立起坚实政权和有效控制。新政权必须争取一部分藏人配合。仅靠士兵无法长期维持统治，哪怕仅从语言障碍考虑，全靠汉人也无法让政权发挥作用。
中共选择了西藏底层社会做为新的同盟。那必须首先争取底层藏人对中共的信任和拥护。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进行社会制度的革命。擅长发动群众的北京政权十分清楚，获得底层人民支持，必须给他们实际利益。剥夺西藏上层社会，把原本集中于上层手中的财富重新分配，重新组合西藏社会并使其颠倒，让底层人从此把上层人踩在脚下。那除了可以博取底层人民的感恩戴德，使他们成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基础，还可以同时摧垮威胁中国主权的西藏上层社会，消灭其制造反叛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