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RFI/明镜书刊((高伐林)提供(DR)
法广：高伐林先生，“中国式病毒”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
高伐林：这个概念，是何频在2015年6月3日美国国会的中国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来的。随后，8月21日，他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的长篇专访，更详尽地阐发。何频在中国研究院的研讨会上回顾说，他一直很困扰：30年来为什么这么多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和预测，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准确？是不是我们研判中国问题用的道德的、学术的、政治的标准和框架，可能不对？他从迷惑中萌生了“病毒”的念头。
在研讨会上，旅美学者冯胜平回忆了当时旁听何频作证。他说，与其他证人历数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劣迹，希望美国主持公道不同，何频表明，我来这里不是“告洋状”的，是来警告你们的——别说救中国，美国能救自己就不错了！
法广：“中国式病毒”，指的是什么呢？
高伐林：何频的“中国式病毒”，为分析中国問題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视角，让观察者跳出了此前左的或右的分析框架：中国确实是“和平崛起”，习近平无意武力扩张，并不想复辟“文革”，不会回到共产主义，更不想当希特勒。然而，与中国模式相伴而生的“中国式病毒”，是用另一种方式，一种人们没有想到、更没有警惕的方式，核心是党国体制之下的腐败，来危害西方和世界，不是轰隆隆的冲击，而是静悄悄的腐蚀。它对世界形成了比武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另类严重威胁。成吉思汗用骑兵征服世界，英国用炮舰征服世界，中国正在用病毒征服世界，掏空普世价值和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文明世界有可能被吞噬。
法广：“中国式病毒”有这么厉害吗？
高伐林：研讨会发言者列举了中国金钱外交、腐败开路，对西方政界、企业界、文化界、科技界全面传染的症状。政客和商人为了拿到订单、市场、支票，在中国式的生意经面前就范，学会“搞关系”，聘雇“太子党”、争相巴结中国官员，這方面例子举不胜举。就说出版吧，最近几年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是中国，伦敦书展主宾国是中国，美国最大的纽约书展今年的主宾国，又是中国，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却在西方自由出版市场到处成为主宾国！有些西方企业例如Facebook，直到今天还被中国拦在门外，老板照样去欢迎习主席，桌上居然还摆著一本习近平的书——他们还没有实际得到中国的利益呢，只是出自对从中国得到利益的想象，就足以使他们放弃民主自由的理念。
法广：“中国式病毒”势如破竹的秘诀何在？
高伐林：学者们分析了“中国式病毒”的强大潜能，来自于它的低道德甚至是零道德优势，来自于人性的贪婪和信仰的崩溃，来自于对负面人性的迎合和驾驭。树若无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别人花费巨资研发的产品，中国随意“山寨”；别人不敢做、不敢接的生意，中国照单全收……这样的国家不成功，什么国家成功？
但是，“中国式病毒”造成中国巨大的“透支”：透支的不仅是环境和未来，更是灵魂和良知。
法广：“中国式病毒”是谁“试制”出来的？
高伐林：它向全世界扩张，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自然扩散”的甚至是集体无意识的过程，把中国国内那些见不得阳光的做法，变成了国际间交往的潜规则。“病毒”并不是中国哪个当权者的创造发明，并非中南海的主观故意，或许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因缘际会，例如中国国力增强和大外宣发力、中国富豪财力雄厚之后要对外扩张，要修改甚至推翻他们认为不利于己的规则，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等等因素。
会上发言者还纷纷指出，西方社会对“中国式病毒”的蔓延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法广：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为？
高伐林：随著价值观的解体，西方社会正在对“中国式病毒”丧失免疫力，趋于功利，迁就邪恶。就在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式病毒”在西方发作的更多症状：联合国大会前主席收下中国政协委员等人的贿款高达130万美元；大宪章的国家——英国，在习近平来访时，为经济利益而放弃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中国式病毒”，似乎接近了古代兵家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乘境界。
法广：研讨会还讨论了什么问题？
高伐林：围绕“中国式病毒”，涉及各方面话题。例如，“中国式病毒”对世界文明究竟危害程度和规模如何？“中国式病毒”与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关系？“中国式病毒”是来自毛泽东路线，还是邓小平路线，或者是毛与邓的恶果的叠加？等等。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关于“中国式病毒”是来自制度还是文化的设问，引起大家热烈争论；学者罗小朋指出，何频是想超越意识形态的话语和道德话语，警告世人：“中国式病毒”在全球化时代的传播，可以成为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一个具体的实现通道；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说，西方现在有个词叫“软实力”，指的是靠精神文化产品弘扬价值观，吸引其他国家人民；而何频的“中国式病毒”正好相反，颠覆现存人类文明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可以从学术上定名为“负能量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