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宗教界名流，配备着司机、秘书，香车宝马、锦衣玉食。
清康熙年间湖州名士吴绮游广州时，城中一僧天天奔走于督抚将军诸监司之门，一日向吴自述酬应繁冗，不堪其苦，吴笑应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南宋杨万里诗云：“袈裟未着愁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此诗本是咏抄经头陀之辛苦，用在此处甚为贴切。世上就是有些佛门中人名为出家、实则入世，身在佛寺、心在庙堂，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改革开放30馀年，社会流动增强，形形色色，泥沙俱下。本被历次政治运动整肃得残破不堪的宗教界，这几年兀的冒出许多“高僧大德”。最高调的无疑是佛教名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公众眼中，他更像是一位大BOSS、CEO。他治下的少林寺，留给外界印象更多的是筹备上市、将世界选美小姐请进山门；每年全国两会，他也是新闻人物，手持iPad坐在大会堂里参政议政，好不风光。不过最近方丈遇到烦心事，深陷养情妇、私生子等丑闻。被举报已近百日，官方迟迟未有结论。较之香港警方迅速拘捕假结婚的尼姑、和尚，内地政府的效率实在太低。这段时间的释永信，成了“宗教界的赵本山”，虽无明确处理，却已不再敢像往昔那样高调。
类似的又岂止释永信一人。不少宗教界名流，配备着司机、秘书，香车宝马、锦衣玉食，身上袈裟金光灿灿，头上顶戴熠熠生辉。左一句阿弥陀佛，有一句忠党爱国，左右逢源，政商通吃。就以释永信为例，头顶着全国人大代表、青联委员、省青联名誉主席、名誉教授等“红帽子”。
中共建政以来，对宗教严格管控，一切都纳入官方管道。寺庙组建“民主管理委员会”作为实际的权力机构，方丈、道长也都由统战宗教部门选拔任命，甚至还有局级、处级等不同的待遇级别。于是乎，官本位、商本位就移植入宗教领域。和尚念经念得好，不如与官员关系搞得牢。念真经的少了，逐名逐利的倒越来越多，熙熙攘攘，如蝇逐臭。这与大学、科研机构的情况如出一辙。
各类“法师”、“禅师”、“活佛”、“仁波切”热衷于与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打交道、“架天线”，或是被官员奉为座上宾，保官运亨通；或是为楼盘开光，保财源广进，合作搞开发、搞旅游；或天天忙出镜、出书，刷微信、微博，甚至与大家分享过圣诞节……忙得真是不亦乐乎。有人还辩解，此乃为弘扬佛法。然而无钱无权的小民，是没有机会被弘扬的；那些“禅师”、“活佛”的作品，亦无甚佛学造诣，不过是借用一些佛学名词包装熬制的“心灵鸡汤”而已。乌烟瘴气之场面，几成国际笑柄。
佛曰“放下”，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出家人本应六根清净，远离尘世喧嚣，专心修行，度人苦厄。当然，适当参加一些社会公共事务，也无可厚非，亦合传统常理。然而绝不能是肥了凡尘“自留地”，荒了佛门“责任田”，最后成了集官员、商人、江湖术士于一身的怪胎，“出家”变成做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此种乱象的形成，逼问中国的宗教管理体制。宗教在规范伦理道德、教化人心、维护社会和谐方面有重要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已两千年，与本土文化结合，已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历史上宗教虽都与中央王朝保持依赖、合作关系，但仍保持了相当的自主，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官方从人事、组织、管理等诸方面严密控制。譬如，道教协会并不是天师、道长说了算，而事事要仰党支部、秘书长鼻息，而这些机构官职由直接由官方任命。寺院道观变相成了衙门，在旅游、土地等方面有利可图，铜臭、媚俗等因素就继之沉渣泛起。官方却姑息迁就、听之任之，甚至沆瀣一气、暗中勾结，结果造成破窗效应，愈演愈烈。
近期，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张乐斌、中国道教协会秘书长王哲一被立案调查，道教协会原副会长张继禹被冷处理。释永信的结局，尚有待观察。似乎中央高层已有意识进行整顿，悄然开展宗教界的反腐。但是，要根本治理这种乱象，实质上需要放宽政府对宗教的管制，真正让出家人“出家”。但这又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