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日期：2008-06-13] 来源：参与 作者：汪建辉 陈家坪等 [字体：大 中 小]
网聊时间：2008年6月8日
网聊地点：中国学术论坛聊天室
对话人：汪建辉 陈家坪等
1、你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反映的是中国哪个时期的生活？
中国地图讲的是1949年以后（我从来就不愿意说“解放后”三个字，因为我认为事实是相反的），到几乎是今天的一个普通的、有信念有理想的人的生活。如果用胡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假面的、失去了真我的生活。
2、你所认同胡平先生说的，中国人假面的、失去真我的生活，你自己是怎么意识到的？
我是在媒体工作，接触到大量的新闻。我发现中国人读新闻已经达到了一个共知的超越新闻本身的认知——那就是“正面新闻反着看”。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新闻上说某某东西不会涨价，那么事实就是一定会涨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出现假面的、失去了真我的生活才是不正常的。
3、你是怎样看待历史的？
我认为反映在意识之中的历史是不真实的。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的记忆、有选择的记录。但是，在众多的自由选择之下，汇集起来的记忆和记录会形成一个相对的宽泛的真实。当然，这个问题再深究下去，就要涉及到可怕的“自由”二字了。
以我的小说《中国地图》的主角特务的一生来分析历史，特务的历史方向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有作为的特务，但是在他的漫长的一生中，他并不是一个实事上的特务，因为他没有接到过一个任务，也没有完成过一个任务，他只是在准备、等待。以至公安及法院都无法为他定罪。因此，如果用特务这个形象来关照历史，就会得出历史是无法创造的。如果你非要去创造，那很有可能就走到反面去了。
4、我想你说的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的记忆，有选择的记录，这会提供出一些真相来，帮助人们去了解真实。通过你的小说描述，我们看到了特务的真相，但他却不能构成真实，为人识别他是一个特务。当然，这本身也是一种真实，建立在一种错位中的，为读者所获得了，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我没有看懂你这个问题。
但我在很多场合一直喜欢说这一句话：有毛泽东时，蒋介石就一定也要在场。我从来就不去分析他们谁对谁错、谁真谁假，关键是一定要有另外一种力量。不能够将蒋赶到一个小岛上去，让毛一个人在一个大舞台上独自跳舞。中国（包括特务）命运的祸根就是从那时种下的。
支持毛或支持蒋，是个人的选择。我没有必要（也不能）去帮别人作判断。但是我认为，生活在一个只有毛（或只有蒋）的时代和社会之中，则是一种耻辱。我们正处于这种耻辱之中。为了减轻这种耻辱感，我只有偷偷的“充满了敌意”的写作——这就是廖亦武给我下的定义“文学特务汪建辉”。
5、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从文学史上来看，有过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我一直喜欢说：“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名字就叫《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就是想探讨与我们这个时代对称的文学是什么样的形式，但是那个小说一直沉睡在我的硬盘里。一个历史就会有一个文学形式，我们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最好的例证。我总会想，与我们这个时代对称的文学形式会是什么呢？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言论”和“政论”。原因是：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表达”与“言说”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将它们言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显得尤其的重要与迫切。
6、事实上是，人随时都处在一个需要“表达”与“言说”的时候，这如何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对称的文学形式了呢？
我认为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基础大至是同等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读书写字。这不同于以前所有的时代，读书的人相对很少，所以需要表达的也相应要少些。另外，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接收信息和发布信息的途径空前增多（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知道的信息多了，想要发言的冲动就随之而生。这是每一个人介入这个时代的最好的证明。当然，这也造就了这个时代快餐文代的盛行。
7、你个人的历史与你写作中的这段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的历史应该是很平淡的。我小的时候没有受过什么苦。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的记忆是我还是天天都有肉吃。最初走近文学，是写诗——就是现在看来很恶心的那种小情调的爱情诗，看到任何人都爱、也可以把爱给任何人。当然直到后来才真正知道，我竟然不能爱自己真正的所爱。是他们不让我以我自己的方式爱，而必须以他们的方式来爱。于是，我就只有放弃了爱。
后来经历了一次在这里不便说的灾难。在我的思考里，我发现诗已经不能够“准确”的表达我的想法，于是我就放弃了诗，而开始选择能够更“准确表达”的小说和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字。说到这里，又要回到上面所说的——“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对应的文学文本一定不会是诗。
8、你所说的“他们”能表达得更具体一些吗？这种对立似乎成了你表达的必然性了？还有我想问的是，时代所对应的文学文本，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存在，那它是唯一的存在吗？回头看每一个时期，就是在同一个时期里，也存在着这样很多个不同的唯一？
“他们”就是把我们全都给代表了的一个抽象的组织。于是产生了我的反抗。我觉得我的写作是一种“有敌人的写作”。有时我也在反思在这种写作里是不是充满了恶意。是的，我的所有作品里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是我的“恶意”伤害了他们。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让我笔下的人物能够过的好一些，但是我不能做到。因为我心里头的敌人太强大了。不过，我还是在心里给自己找到了解脱。我对自己说：那些成功的主角，有那么多“主流作家”写就已经足够了。我不能加入进去，让虚构的幸福和成功更加泛滥。
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文学形式，我所说的时代所对应的文学文本，只不过是一种普遍的东西而已。
9、你作品中的人物是怎样形成的？他们都有原型吗？
我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原型。他们都是我凭空捏造的。《中国地图》中的特务这个角色，是出于我对理想的憎恨，才编出的一个人物。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喝茶，谈的话题是人生要先有一个目标，而后才能去为之奋斗。我说理想在更多时候是害人的。比如那个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那个共同的主义想理。我说服不了别人，于是我就想，我要写一个故事，让人们清楚的看到理想是怎么一步一步将人害死的。于是我就想出了特务这个有理想的人物。
另外，我还想说：特务虽然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它却是存在于人的骨头里的。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我起了一个副标题——一幅中国人的精神地图。
10、特务的理想是一个特例呢，还是一个常态中的人的理想？它们应该是不同的吧？但他们是不是有互相照应的关系呢？
特务是一个特例，他在现实中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我写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为了表达一种隐喻。这个隐喻直指一个中国人的“共同的理想”。说白了，就是通过反特务的理想，来反这么多年来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共同的理想。
11、（有网友问）主人公对其特务身份如此迷恋的内在根据是什么？
我想问这个问题的人大概没有看这本书。很明显的，小说中的主人对其身份的迷恋，是因为他想要为他的父亲和家人报仇。他的父亲在1949年被当时的革命者给杀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就叫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2、从命运的角度上看，你作品中的人物大致有哪几种命运？各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在小说《中国地图》中。主要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特务，另一个就是他的弟弟新国。我在写作时，我是这样想的，特务代表着邓时代之前毛时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价值——理想；而新国则代表着邓时代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现实。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人精神的两条平行线。当然最后在小说的结尾中，他们相遇了。相遇的结果是：弟弟新国杀死了哥哥特务。
13、特务的命运经历了哪几个关键的转折点？同样的，新国呢？读完小说，很难想象特务和新国是一对兄弟，但是，最关键的是，小说是不是提供了他们作为兄弟的足够背景呢？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们的相遇也就没有撞击？
特务的每一个名字变化时，都面临着一种转折。每一次，只要他能够放弃特务的理想，就可以过上普通人认为的正常的日子。但是他不放弃，一步一步走向理想的终点，但最后的结果却完全是相反的。他最后没有成为一个特务，却成为了一个杀人犯。
新国的转折应该是他考上大学了以后，应该说是教育使他变得“聪明”了，懂得了与时俱进。
特务与新国在小说中没有交叉点。仅仅是在开头，和结束他们相交了。开头是新国的出生，特务给他起了个名字，新国才化险为夷——能够生；结束是弟弟新国给哥哥特务判了死刑——才会死。一喜一悲。可以说是小说中冲突的极至。小说中他们不像是一对兄弟，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精神价值。
14、你是怎么形成你作品中的隐喻的？这是不是一部隐喻性的小说？最大的隐喻是什么？
对了。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一个传统的写字者。一直喜欢有隐喻什么的。我在写字的时候总会想，自己要在文字里藏很多很多东西，让批评家来发现。我有时候也会想，我是不是在为批评家写？
在《中国地图》中，有名有姓的人，最后只有“新国”、“命”活了下来，还有“革”被丢进了一个荒漠不知死活。通过这几个人名，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着“新国”这一概念——新中国；命呢？在这个概念中活着的就是“命”——活命；那个生死不明的“革”，在荒原之中，或许已经死了，或许奄奄一息，或许正在走出荒原来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
15、这样的一些象征关系很有意思，它完成了你的心得，确实是要让人有所明白，但是以隐喻的方式？
隐喻是小说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当然希望所有的读者都能够看出来我的用心。但是那样在艺术上又会过于平淡。这是一个鱼与熊掌的选择。另外，在小说完成之后，还有很多途径可以弥补不足，比如我们的这次对话，就可以将一些信息传递出去。这也可以说是“二次创作”。
16、你的作品写得很日常化，但在这种日常化的生活描述中，显示出了超出想象的生活面貌？你是怎么理解现实和想象力的？
我觉得我写的东西与日常化离得很远。我写东西有一个弱点，就是叫我去记录一个现实东西，我往往会写的很糟糕。但是如果在现实的基础上去编造一个故事，在写的时候我往往会在头脑里涌现出很多场景——就像是放电影一样。那时我要做的就是，迅速地抓住它们、记下它们。
我认为，在写字的时候，保持一种思想上的自由与奔腾。不要考虑出版、审稿等等，这样才能使想象力突破现实到达更远的地方。不过我现在也常常在疑惑，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现实，有很多发生的事情，是靠想象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事情只要将它记录下来就足够震撼人心了，比如说我的朋友廖亦武所做的事情。
17、抓住它们、记下它们，是不是还存在着有所选择，有所编排呢？这样的选择与编排，通常是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指引呢？
是有所选择，有所编排的。选择与编排，受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影响。前些年有一句很流行很泛滥的话：“如果你爱他就将他送到纽约去，如果你恨他也将他送到纽约去”。这说明了任何东西都有极端的两面存在。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证据。
18、你写作这部小说最初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动机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前面我说过，这是一部反理想的小说。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着这个方向。
19、反理想也是一种理想，但愿时间最后会告诉我们，你的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是成功的？嗨，你觉得这是乌托邦吗？
有的乌托邦会成为现实，有的不会。但我不相信任何乌托邦。
20、你是怎么形成目前这样的小说结构的？它体现出了某种非凡的创造力。在平衡这样的结构的时候，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获得了哪些意外的惊喜？
一开始这部小说只是一个短篇，名字就叫做《特务》。大约两万字左右，小说中也只有特务一个人物。这小说写完后就给了一些朋友看，都说构思很有意思，有朋友还想将它拿去发表，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后来它就被我放在电脑里了。一年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将它扩写成一个长篇。一开始我就将扩写小说的名字定为《中国地图》。于是，在“中国地图”里就有了兰花花、新国、红英等人物。
在写《中国地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困难，比如说对历史没有亲身体会。最明显的就是新国和红英在农村的经历，我就没有什么故事可写，于是只有用一些诗一样的语言来描写一些劳动场景，来弥补。还有就是特务被大陆这边派到台湾去当特务，这本来应该有很重的笔墨，但是因为对台湾不了解，也只好用梦境来代替了，显得不那么真实。这应该也是本书的一个遗憾。
21、在你的这部长篇小说里，一方面很彻底地呈现出了人吃人的饥饿恐惧，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了将乞丐儿童致残贩卖的人性丧失，可谓是深入到了这个世界的人间万象、世态炎凉。尽管如此，人性的善良、爱情，在里面仍不失光彩。兰花花想在特务经过的路上摆摊为他缝衣服的爱情，新国对红英的性爱幻想，直到一个老人的死亡，成全了他们荒诞的婚姻生活。是在一种悲喜中表现出了人性的幻美。其中，对红英这个在权力面前自甘坠落的人物，真让人又爱又恨。她整个家庭的发家史，充满了时代生活的大起落与大沉浮。你能谈一下对这些人物的，这样一系列情感变化的体会与不同表现吗？
这部小说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承担中国49年以后至今天的历史。所以选择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进入小说之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这是一部小说，不是一部历史书，所以我做了一些角度上的选择。比如说，人吃人。这在当年的大饥荒中已经有了很多的记录，我不能去重复它们，只有进行一些合理的想像——小兰花花因为饿昏了，才吃下了大兰花花的肉，由此她背负了一生的“痛”与“债”——任林平对她的打骂，“只有在被打骂时她的内心才会好受一些”。由此表达了一个善良的人对犯下错误的承受。只是这种承受往往会让其以后的命运变的更悲苦。这也是我在本书中犹豫的地方——我一直想让兰花花生活的好一些，但是我的笔不听我心。思想告诉我：这是一个好人没有好报的世界；心告诉我：好人必将有好报。最后，我的笔服从了我的思想。不论是在小说里，还是在小说外，我一直对兰花花有着无比的愧疚。
另外，正如你看到的，将儿童致残贩卖。连当时正处于乞丐身份的特务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由此可见，道德底线不断的被突破。直到最后，特务逃跑，一路上不断的跳进他眼睛之中的标语，及发生的那些与标语有关的事件，这又是通过小说这种形式，对现代历史的一次全景性的描述。
新国对红英的恋情与他们最后因一个老人的死亡而结合，是小说中荒诞的一部分。因为对于一个荒诞的时代，只有用荒诞的叙述才能表现好它。这正合了我的“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的说法。另外，红英的失败与新国的成功，都只是在权力的斗争中“失”与“得”，没有正确及错误之分，有的只是“站错了队”与“站对了队”。
最后就这个问题，我还想说一下：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特务每次都是将“中国地图”藏在屁股里面，由先前的不适应，到后来的有了快感。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国家”与“人民”的强奸与被强奸的关系。
22、我肯定注意到了特务屁股里的这张“中国地图”，它令人惊讶！它也有着完整的，传奇的命运——最后被拍卖了。特务从地图上标示出，自己去过的地方，最后联接起来，是一个“走”字。小说里，对汉字的造字历史也有追朔。另外，对民间社会口传文化中的故事，顺口溜，政治笑话与讽喻等的运用，也妙趣横生。如果我们回顾经典作家，古今中外的，无一不表现出对民间文化的吸收，引用及创造的品质。不知你对以上这些方面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意识？
其实，一直跟着特务旅行的这张“中国地图”也有着两重的环境。一是外在的：它跟着特务的足迹走遍了中国；另一是内在的：就是特务一直都走不出它的掌心。在地图外面，中国的大地上，特务通过自己的的信念完成了一个“走”字；在地图的里面，在纸张之上，特务用笔描绘出的也是一个“走”字。无论是地图外面（具体）、还是地图里面（抽象），怎么样走，也走不出中国。就像是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关于“走”字，中国文化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念，一是“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说的是不能走；另一是“树挪死、人挪活”，这讲的是必须走。因此，我认为对于“走”，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结。最后通过“中庸”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走，但是不能走出这张中国地图。于是地图就成为了图腾、圣物。地图最后被拍卖，我觉得是本书中的一个小高潮，因为那是地图跟随特务流浪的命运的终结。它最后进入了它的历史之中——被人收藏起来了；而一直带着它的主人，却不能进入他自己想要的历史之中——成为一个特务。这就是历史的荒谬之处，并不是你想成为什么，就能成为什么。否则命运之神会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
另外，对于小说中的口传文化故事、顺口溜等的运用，我在写作时并没有什么经典方面的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文字尽可能的沉下去，接近历史中的原始资料。还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应该要尽可能“多”的往文本里面加塞内容。让读者读到“更多”的东西。当然，如果控制不好，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很容易使你所讲的故事成为一团乱麻。
23、在时代生活如何表现为个人生活的写作中，你用了拼贴的方法，这个方法让你有所顾忌吗？各自的不合谐之处，你怎么来平衡，保持整部小说松驰有致的节奏？
在使用拼贴时，我是有顾忌的。但后来我想，拼贴进去的都是历史的真实，就让它“真实的存在着吧”。读完这部小说，也就基本了解了中国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的历史——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因为拼贴，小说行文中有一些生硬的痕迹，但以我现在的能力，还没有办法抚平它。如果这本书有一天能够在国内出版，我想它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编辑。
24、这部小说在你整个的创作生活中是一个什么位置？除这部小说之外你的创作还有别的什么特点？
从故事上来讲这应该是我最好的一部小说。其它的小说，这里就不提了。因为几句话也说不清楚。
25、那是不是可以说，你以前的小说，是不大注意故事性的？你对有故事性的写作（或相对于议论性的写作），有些什么细微突出的体会？
我的小说大都故事性不很强。我总是想用小说来表达思想，这是我的长处但同时也是短处。
26、你的写作生活吸收过哪些精神资源？你是怎么完成学习与实践的？
我平时几乎不看书，要不就是在网上胡乱看点东西。一般都是通过看碟子来进行“阅读”的。
27、在看书和与人交谈这两种方式中，你获益最多的是哪一种？对碟子的“阅读”，也就是说，电影对你的写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应该说与朋友的交流使我获益最多，我生活在成都，成都人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生活方式——喝茶。与朋友一起喝茶，谈任何东西，这对于我来说，每一次都是一种学习。对碟子的“阅读”，是一种个人喜爱。对于写作，我不知道有没有积极的作用。
28、你的写作从一开始到现在，有没有明确要追求的东西？
没有。如果要有什么要求的话，就是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害人。因为有很多浪漫、美好、感人的故事是会让人“沉迷”进去的。那些都不是真实的。
29、“沉迷”不是一种好的状态吗？没有你对小说写作的“沉迷”，可以想象，也就没有这部优秀小说的诞生？也许“沉迷”是不真实的，但却有了一个真实的结果——这部小说？
我是不希望“沉迷”的。我希望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我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从小说中“出来”。
30、在你的写作中，不变的是什么，在变化的又是什么？
我写的东西没有不变的，也谈不上变化。其实我对文学想的并不多。相反，我现在反而有一种想丢掉文学的想法。我认为对于写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只有六个字：想清楚、写清楚。
想不清楚就写是狂士；想清楚了，而写不清楚那证明你不适合写字。
31、这的确是六字真言。但有没有想不清楚，但写得很清楚这样的情况呢？
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思考的都不清楚如何能够写得清楚呢？当然，那些琐碎的生活写作除外。
32、（有网友问）你喜欢哪位作家？
很多人都喜欢问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我喜欢的作家随着写作（时间）的变化经常都在变。现在这个时期，我有点不喜欢作家了。就像前面所说：我想要丢掉文学。我想，一些有独立思想的思想者能够给我更多的营养。比如说，我一直都很尊敬的胡平先生。
33、你怎么理解你自己在文学传统中的位置？你有这样的自信吗？这些自信建立在哪些方面？
我在文学中没有什么位置。对于写字，我是越来越没有自信。一开始写字时，是想通过写字救人、救国——是写给所有的人看的；后来觉得有朋友喜欢就行了——是写给朋友或即将成为朋友的人看的；再后来写字就成了自己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了——是写给自己看的。
所以现在我总是在看自己写的东西。我夫人常说我：“你怎么只看你自己写的东西？”我回答说：“我的文字就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呀。”
[日期：2008-06-13] 来源：参与 作者：汪建辉 陈家坪等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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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汪建辉 陈家坪等
1、你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反映的是中国哪个时期的生活？
中国地图讲的是1949年以后（我从来就不愿意说“解放后”三个字，因为我认为事实是相反的），到几乎是今天的一个普通的、有信念有理想的人的生活。如果用胡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假面的、失去了真我的生活。
2、你所认同胡平先生说的，中国人假面的、失去真我的生活，你自己是怎么意识到的？
我是在媒体工作，接触到大量的新闻。我发现中国人读新闻已经达到了一个共知的超越新闻本身的认知——那就是“正面新闻反着看”。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新闻上说某某东西不会涨价，那么事实就是一定会涨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出现假面的、失去了真我的生活才是不正常的。
3、你是怎样看待历史的？
我认为反映在意识之中的历史是不真实的。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的记忆、有选择的记录。但是，在众多的自由选择之下，汇集起来的记忆和记录会形成一个相对的宽泛的真实。当然，这个问题再深究下去，就要涉及到可怕的“自由”二字了。
以我的小说《中国地图》的主角特务的一生来分析历史，特务的历史方向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有作为的特务，但是在他的漫长的一生中，他并不是一个实事上的特务，因为他没有接到过一个任务，也没有完成过一个任务，他只是在准备、等待。以至公安及法院都无法为他定罪。因此，如果用特务这个形象来关照历史，就会得出历史是无法创造的。如果你非要去创造，那很有可能就走到反面去了。
4、我想你说的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的记忆，有选择的记录，这会提供出一些真相来，帮助人们去了解真实。通过你的小说描述，我们看到了特务的真相，但他却不能构成真实，为人识别他是一个特务。当然，这本身也是一种真实，建立在一种错位中的，为读者所获得了，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我没有看懂你这个问题。
但我在很多场合一直喜欢说这一句话：有毛泽东时，蒋介石就一定也要在场。我从来就不去分析他们谁对谁错、谁真谁假，关键是一定要有另外一种力量。不能够将蒋赶到一个小岛上去，让毛一个人在一个大舞台上独自跳舞。中国（包括特务）命运的祸根就是从那时种下的。
支持毛或支持蒋，是个人的选择。我没有必要（也不能）去帮别人作判断。但是我认为，生活在一个只有毛（或只有蒋）的时代和社会之中，则是一种耻辱。我们正处于这种耻辱之中。为了减轻这种耻辱感，我只有偷偷的“充满了敌意”的写作——这就是廖亦武给我下的定义“文学特务汪建辉”。
5、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从文学史上来看，有过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我一直喜欢说：“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名字就叫《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就是想探讨与我们这个时代对称的文学是什么样的形式，但是那个小说一直沉睡在我的硬盘里。一个历史就会有一个文学形式，我们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最好的例证。我总会想，与我们这个时代对称的文学形式会是什么呢？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言论”和“政论”。原因是：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表达”与“言说”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将它们言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显得尤其的重要与迫切。
6、事实上是，人随时都处在一个需要“表达”与“言说”的时候，这如何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对称的文学形式了呢？
我认为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基础大至是同等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读书写字。这不同于以前所有的时代，读书的人相对很少，所以需要表达的也相应要少些。另外，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接收信息和发布信息的途径空前增多（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知道的信息多了，想要发言的冲动就随之而生。这是每一个人介入这个时代的最好的证明。当然，这也造就了这个时代快餐文代的盛行。
7、你个人的历史与你写作中的这段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的历史应该是很平淡的。我小的时候没有受过什么苦。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的记忆是我还是天天都有肉吃。最初走近文学，是写诗——就是现在看来很恶心的那种小情调的爱情诗，看到任何人都爱、也可以把爱给任何人。当然直到后来才真正知道，我竟然不能爱自己真正的所爱。是他们不让我以我自己的方式爱，而必须以他们的方式来爱。于是，我就只有放弃了爱。
后来经历了一次在这里不便说的灾难。在我的思考里，我发现诗已经不能够“准确”的表达我的想法，于是我就放弃了诗，而开始选择能够更“准确表达”的小说和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字。说到这里，又要回到上面所说的——“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对应的文学文本一定不会是诗。
8、你所说的“他们”能表达得更具体一些吗？这种对立似乎成了你表达的必然性了？还有我想问的是，时代所对应的文学文本，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存在，那它是唯一的存在吗？回头看每一个时期，就是在同一个时期里，也存在着这样很多个不同的唯一？
“他们”就是把我们全都给代表了的一个抽象的组织。于是产生了我的反抗。我觉得我的写作是一种“有敌人的写作”。有时我也在反思在这种写作里是不是充满了恶意。是的，我的所有作品里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是我的“恶意”伤害了他们。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让我笔下的人物能够过的好一些，但是我不能做到。因为我心里头的敌人太强大了。不过，我还是在心里给自己找到了解脱。我对自己说：那些成功的主角，有那么多“主流作家”写就已经足够了。我不能加入进去，让虚构的幸福和成功更加泛滥。
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文学形式，我所说的时代所对应的文学文本，只不过是一种普遍的东西而已。
9、你作品中的人物是怎样形成的？他们都有原型吗？
我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原型。他们都是我凭空捏造的。《中国地图》中的特务这个角色，是出于我对理想的憎恨，才编出的一个人物。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喝茶，谈的话题是人生要先有一个目标，而后才能去为之奋斗。我说理想在更多时候是害人的。比如那个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那个共同的主义想理。我说服不了别人，于是我就想，我要写一个故事，让人们清楚的看到理想是怎么一步一步将人害死的。于是我就想出了特务这个有理想的人物。
另外，我还想说：特务虽然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它却是存在于人的骨头里的。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我起了一个副标题——一幅中国人的精神地图。
10、特务的理想是一个特例呢，还是一个常态中的人的理想？它们应该是不同的吧？但他们是不是有互相照应的关系呢？
特务是一个特例，他在现实中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我写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为了表达一种隐喻。这个隐喻直指一个中国人的“共同的理想”。说白了，就是通过反特务的理想，来反这么多年来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共同的理想。
11、（有网友问）主人公对其特务身份如此迷恋的内在根据是什么？
我想问这个问题的人大概没有看这本书。很明显的，小说中的主人对其身份的迷恋，是因为他想要为他的父亲和家人报仇。他的父亲在1949年被当时的革命者给杀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就叫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2、从命运的角度上看，你作品中的人物大致有哪几种命运？各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在小说《中国地图》中。主要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特务，另一个就是他的弟弟新国。我在写作时，我是这样想的，特务代表着邓时代之前毛时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价值——理想；而新国则代表着邓时代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现实。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人精神的两条平行线。当然最后在小说的结尾中，他们相遇了。相遇的结果是：弟弟新国杀死了哥哥特务。
13、特务的命运经历了哪几个关键的转折点？同样的，新国呢？读完小说，很难想象特务和新国是一对兄弟，但是，最关键的是，小说是不是提供了他们作为兄弟的足够背景呢？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们的相遇也就没有撞击？
特务的每一个名字变化时，都面临着一种转折。每一次，只要他能够放弃特务的理想，就可以过上普通人认为的正常的日子。但是他不放弃，一步一步走向理想的终点，但最后的结果却完全是相反的。他最后没有成为一个特务，却成为了一个杀人犯。
新国的转折应该是他考上大学了以后，应该说是教育使他变得“聪明”了，懂得了与时俱进。
特务与新国在小说中没有交叉点。仅仅是在开头，和结束他们相交了。开头是新国的出生，特务给他起了个名字，新国才化险为夷——能够生；结束是弟弟新国给哥哥特务判了死刑——才会死。一喜一悲。可以说是小说中冲突的极至。小说中他们不像是一对兄弟，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精神价值。
14、你是怎么形成你作品中的隐喻的？这是不是一部隐喻性的小说？最大的隐喻是什么？
对了。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一个传统的写字者。一直喜欢有隐喻什么的。我在写字的时候总会想，自己要在文字里藏很多很多东西，让批评家来发现。我有时候也会想，我是不是在为批评家写？
在《中国地图》中，有名有姓的人，最后只有“新国”、“命”活了下来，还有“革”被丢进了一个荒漠不知死活。通过这几个人名，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着“新国”这一概念——新中国；命呢？在这个概念中活着的就是“命”——活命；那个生死不明的“革”，在荒原之中，或许已经死了，或许奄奄一息，或许正在走出荒原来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
15、这样的一些象征关系很有意思，它完成了你的心得，确实是要让人有所明白，但是以隐喻的方式？
隐喻是小说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当然希望所有的读者都能够看出来我的用心。但是那样在艺术上又会过于平淡。这是一个鱼与熊掌的选择。另外，在小说完成之后，还有很多途径可以弥补不足，比如我们的这次对话，就可以将一些信息传递出去。这也可以说是“二次创作”。
16、你的作品写得很日常化，但在这种日常化的生活描述中，显示出了超出想象的生活面貌？你是怎么理解现实和想象力的？
我觉得我写的东西与日常化离得很远。我写东西有一个弱点，就是叫我去记录一个现实东西，我往往会写的很糟糕。但是如果在现实的基础上去编造一个故事，在写的时候我往往会在头脑里涌现出很多场景——就像是放电影一样。那时我要做的就是，迅速地抓住它们、记下它们。
我认为，在写字的时候，保持一种思想上的自由与奔腾。不要考虑出版、审稿等等，这样才能使想象力突破现实到达更远的地方。不过我现在也常常在疑惑，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现实，有很多发生的事情，是靠想象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事情只要将它记录下来就足够震撼人心了，比如说我的朋友廖亦武所做的事情。
17、抓住它们、记下它们，是不是还存在着有所选择，有所编排呢？这样的选择与编排，通常是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指引呢？
是有所选择，有所编排的。选择与编排，受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影响。前些年有一句很流行很泛滥的话：“如果你爱他就将他送到纽约去，如果你恨他也将他送到纽约去”。这说明了任何东西都有极端的两面存在。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证据。
18、你写作这部小说最初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动机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前面我说过，这是一部反理想的小说。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着这个方向。
19、反理想也是一种理想，但愿时间最后会告诉我们，你的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是成功的？嗨，你觉得这是乌托邦吗？
有的乌托邦会成为现实，有的不会。但我不相信任何乌托邦。
20、你是怎么形成目前这样的小说结构的？它体现出了某种非凡的创造力。在平衡这样的结构的时候，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获得了哪些意外的惊喜？
一开始这部小说只是一个短篇，名字就叫做《特务》。大约两万字左右，小说中也只有特务一个人物。这小说写完后就给了一些朋友看，都说构思很有意思，有朋友还想将它拿去发表，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后来它就被我放在电脑里了。一年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将它扩写成一个长篇。一开始我就将扩写小说的名字定为《中国地图》。于是，在“中国地图”里就有了兰花花、新国、红英等人物。
在写《中国地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困难，比如说对历史没有亲身体会。最明显的就是新国和红英在农村的经历，我就没有什么故事可写，于是只有用一些诗一样的语言来描写一些劳动场景，来弥补。还有就是特务被大陆这边派到台湾去当特务，这本来应该有很重的笔墨，但是因为对台湾不了解，也只好用梦境来代替了，显得不那么真实。这应该也是本书的一个遗憾。
21、在你的这部长篇小说里，一方面很彻底地呈现出了人吃人的饥饿恐惧，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了将乞丐儿童致残贩卖的人性丧失，可谓是深入到了这个世界的人间万象、世态炎凉。尽管如此，人性的善良、爱情，在里面仍不失光彩。兰花花想在特务经过的路上摆摊为他缝衣服的爱情，新国对红英的性爱幻想，直到一个老人的死亡，成全了他们荒诞的婚姻生活。是在一种悲喜中表现出了人性的幻美。其中，对红英这个在权力面前自甘坠落的人物，真让人又爱又恨。她整个家庭的发家史，充满了时代生活的大起落与大沉浮。你能谈一下对这些人物的，这样一系列情感变化的体会与不同表现吗？
这部小说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承担中国49年以后至今天的历史。所以选择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进入小说之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这是一部小说，不是一部历史书，所以我做了一些角度上的选择。比如说，人吃人。这在当年的大饥荒中已经有了很多的记录，我不能去重复它们，只有进行一些合理的想像——小兰花花因为饿昏了，才吃下了大兰花花的肉，由此她背负了一生的“痛”与“债”——任林平对她的打骂，“只有在被打骂时她的内心才会好受一些”。由此表达了一个善良的人对犯下错误的承受。只是这种承受往往会让其以后的命运变的更悲苦。这也是我在本书中犹豫的地方——我一直想让兰花花生活的好一些，但是我的笔不听我心。思想告诉我：这是一个好人没有好报的世界；心告诉我：好人必将有好报。最后，我的笔服从了我的思想。不论是在小说里，还是在小说外，我一直对兰花花有着无比的愧疚。
另外，正如你看到的，将儿童致残贩卖。连当时正处于乞丐身份的特务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由此可见，道德底线不断的被突破。直到最后，特务逃跑，一路上不断的跳进他眼睛之中的标语，及发生的那些与标语有关的事件，这又是通过小说这种形式，对现代历史的一次全景性的描述。
新国对红英的恋情与他们最后因一个老人的死亡而结合，是小说中荒诞的一部分。因为对于一个荒诞的时代，只有用荒诞的叙述才能表现好它。这正合了我的“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的说法。另外，红英的失败与新国的成功，都只是在权力的斗争中“失”与“得”，没有正确及错误之分，有的只是“站错了队”与“站对了队”。
最后就这个问题，我还想说一下：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特务每次都是将“中国地图”藏在屁股里面，由先前的不适应，到后来的有了快感。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国家”与“人民”的强奸与被强奸的关系。
22、我肯定注意到了特务屁股里的这张“中国地图”，它令人惊讶！它也有着完整的，传奇的命运——最后被拍卖了。特务从地图上标示出，自己去过的地方，最后联接起来，是一个“走”字。小说里，对汉字的造字历史也有追朔。另外，对民间社会口传文化中的故事，顺口溜，政治笑话与讽喻等的运用，也妙趣横生。如果我们回顾经典作家，古今中外的，无一不表现出对民间文化的吸收，引用及创造的品质。不知你对以上这些方面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意识？
其实，一直跟着特务旅行的这张“中国地图”也有着两重的环境。一是外在的：它跟着特务的足迹走遍了中国；另一是内在的：就是特务一直都走不出它的掌心。在地图外面，中国的大地上，特务通过自己的的信念完成了一个“走”字；在地图的里面，在纸张之上，特务用笔描绘出的也是一个“走”字。无论是地图外面（具体）、还是地图里面（抽象），怎么样走，也走不出中国。就像是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关于“走”字，中国文化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念，一是“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说的是不能走；另一是“树挪死、人挪活”，这讲的是必须走。因此，我认为对于“走”，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结。最后通过“中庸”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走，但是不能走出这张中国地图。于是地图就成为了图腾、圣物。地图最后被拍卖，我觉得是本书中的一个小高潮，因为那是地图跟随特务流浪的命运的终结。它最后进入了它的历史之中——被人收藏起来了；而一直带着它的主人，却不能进入他自己想要的历史之中——成为一个特务。这就是历史的荒谬之处，并不是你想成为什么，就能成为什么。否则命运之神会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
另外，对于小说中的口传文化故事、顺口溜等的运用，我在写作时并没有什么经典方面的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文字尽可能的沉下去，接近历史中的原始资料。还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应该要尽可能“多”的往文本里面加塞内容。让读者读到“更多”的东西。当然，如果控制不好，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很容易使你所讲的故事成为一团乱麻。
23、在时代生活如何表现为个人生活的写作中，你用了拼贴的方法，这个方法让你有所顾忌吗？各自的不合谐之处，你怎么来平衡，保持整部小说松驰有致的节奏？
在使用拼贴时，我是有顾忌的。但后来我想，拼贴进去的都是历史的真实，就让它“真实的存在着吧”。读完这部小说，也就基本了解了中国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的历史——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因为拼贴，小说行文中有一些生硬的痕迹，但以我现在的能力，还没有办法抚平它。如果这本书有一天能够在国内出版，我想它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编辑。
24、这部小说在你整个的创作生活中是一个什么位置？除这部小说之外你的创作还有别的什么特点？
从故事上来讲这应该是我最好的一部小说。其它的小说，这里就不提了。因为几句话也说不清楚。
25、那是不是可以说，你以前的小说，是不大注意故事性的？你对有故事性的写作（或相对于议论性的写作），有些什么细微突出的体会？
我的小说大都故事性不很强。我总是想用小说来表达思想，这是我的长处但同时也是短处。
26、你的写作生活吸收过哪些精神资源？你是怎么完成学习与实践的？
我平时几乎不看书，要不就是在网上胡乱看点东西。一般都是通过看碟子来进行“阅读”的。
27、在看书和与人交谈这两种方式中，你获益最多的是哪一种？对碟子的“阅读”，也就是说，电影对你的写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应该说与朋友的交流使我获益最多，我生活在成都，成都人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生活方式——喝茶。与朋友一起喝茶，谈任何东西，这对于我来说，每一次都是一种学习。对碟子的“阅读”，是一种个人喜爱。对于写作，我不知道有没有积极的作用。
28、你的写作从一开始到现在，有没有明确要追求的东西？
没有。如果要有什么要求的话，就是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害人。因为有很多浪漫、美好、感人的故事是会让人“沉迷”进去的。那些都不是真实的。
29、“沉迷”不是一种好的状态吗？没有你对小说写作的“沉迷”，可以想象，也就没有这部优秀小说的诞生？也许“沉迷”是不真实的，但却有了一个真实的结果——这部小说？
我是不希望“沉迷”的。我希望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我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从小说中“出来”。
30、在你的写作中，不变的是什么，在变化的又是什么？
我写的东西没有不变的，也谈不上变化。其实我对文学想的并不多。相反，我现在反而有一种想丢掉文学的想法。我认为对于写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只有六个字：想清楚、写清楚。
想不清楚就写是狂士；想清楚了，而写不清楚那证明你不适合写字。
31、这的确是六字真言。但有没有想不清楚，但写得很清楚这样的情况呢？
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思考的都不清楚如何能够写得清楚呢？当然，那些琐碎的生活写作除外。
32、（有网友问）你喜欢哪位作家？
很多人都喜欢问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我喜欢的作家随着写作（时间）的变化经常都在变。现在这个时期，我有点不喜欢作家了。就像前面所说：我想要丢掉文学。我想，一些有独立思想的思想者能够给我更多的营养。比如说，我一直都很尊敬的胡平先生。
33、你怎么理解你自己在文学传统中的位置？你有这样的自信吗？这些自信建立在哪些方面？
我在文学中没有什么位置。对于写字，我是越来越没有自信。一开始写字时，是想通过写字救人、救国——是写给所有的人看的；后来觉得有朋友喜欢就行了——是写给朋友或即将成为朋友的人看的；再后来写字就成了自己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了——是写给自己看的。
所以现在我总是在看自己写的东西。我夫人常说我：“你怎么只看你自己写的东西？”我回答说：“我的文字就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