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追魂（刘进兴）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 访 人：追魂（刘进兴）
受访时间：2015年9月16日
受访人简介：追魂：本名刘进兴，1972年出生於湖北大冶，毕业於湖北省美术学院，艺术家，现居北京通州宋庄，从事艺术创作。2011年，因策划“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寻衅滋事”。2012年，因与其他艺术家一道举牌抗议劳教制度，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4年10月，因声援争取“真普选”的香港市民，遭到逮捕，被羁押九个月零两天，罪名为“寻衅滋事”，2015年7月，以“不予起诉”为名获无罪释放。
马萧：请谈一谈您在通州看守所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体验。
追魂：看守所是一个考验人在极端条件下生存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地方，它对人性的弱点研究得很透彻，新人刚进去的时候，头一个月是最难受的，因为他要完全适应看守所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目的就是捉摸如何去制人、去整人，如何控制人的情绪和情感、束缚人的行动，它有一整套的规则来对付人。因此，在头一个月，人往往会出现无厘头的焦灼、紧张、皮肤干燥乃至口渴这样的体态特征，是人对这样一种环境不适应出现的心理和身体反应。等到过了头一个月，在押人就会逐渐地适应这种牢狱生活。
等到过一百天左右，对于在押人来说，又是一道坎，人又会患上另外一种心理疾病，就是整天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对自己的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忧虑，因为这个时间段，无休无止的密集式审讯和虐待已经过去了，但正式的审判却还没有开始，在押人整天呆在监室里，无所事事，每天都在等待法院的审判和宣判结果中度过，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这种日子是非常难熬的。
到了四个半月，这时候，对于那些案情比较轻的在押人来说，法院已经正式宣判了，有了确定的刑期结果，这个时候，人又会产生另外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离开看守所，去监狱服刑。于是，每天又在焦虑中等待转监，这种心情同样非常急迫。因为看守所的生活非常压抑、沉闷、恐怖，根本不是一种正常的人的生活，这并不是说监狱的环境好，而是首先要离开看守所这样的地方，渴望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在监狱，至少可以看到蓝天和白云，可以享受阳光，但是，这些在看守所都是无法想像的。
对于那些重刑犯人来说，八个半月的时间段是一个坎，和轻刑犯人一样，这同样是一个必经的心理流程。
看守所不是一种简单的牢狱生活，它同时也是要完成一整套诉讼程序的一个过程，相当于在押人每时每刻都围着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运转，而这套专政体系就是一台绞肉机，在押人每时每刻都被架在这台绞肉机上面，始终处于一种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不论是那些有罪的人、还是遭受迫害、被冤枉的人，一旦被投入到这台绞肉机，都变得没有任何差异，同它周旋、抗争就是唯一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在押人的案子光是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就可以来回折腾好几次，从公安局到检查院，再从检查院退回到公安局补充侦查，再上报，再退侦，每一次这样的折腾，在押人都意味着要再一次经受警察的羞辱和恐吓，每一次这样的审讯，都是在一点一点地割身上的肉。而从检察院到法院，又同样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将司法程序用到极致，可以做到“三延两退”，每一道环节，都是在押人凭个人的绵薄之力在和整个专政机器对抗，意志稍微薄弱一点，可能还没有交手就已经垮掉了，只能任凭这台绞肉机拖着你走，在你身上来回碾压。哪怕你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在这个漫长的诉讼过程中，只要踏虚一脚，都会满盘皆输，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会导致你的思想防线全线崩溃，使先前的努力和抗争的成果付之东流。
在看守所，最长可以将在押人羁押两年零十个月，这还是法律赋予整个诉讼程序的正常权利。如果你的意志还没有在这台绞肉机面前完全崩溃，还在负隅顽抗，它还可以以案情重大或复杂为由，将你换一个看守所，比如，将你从通州看守所转到北京市“一看”，又可以将整个程序重新来过一遍，一切都可以再重来，光这样的来回倒腾就会让你身心俱疲。
我亲眼见到过一位在押人，完全用满了整个看守所的羁押期限，两年零十个月。他被送进来之前，是做传销的，涉案金额高达216亿，光律师费就花了五百万，并且是从韩国引渡回来的。他先是在“一看”羁押了十个月，然后再转到通州看守所来，在这里羁押了整整两年，最后好像被判处十一年监禁。这个人和我在一个监室呆过一段时间，比我还小五、六岁，很年轻，做传销之前还当过记者，在转监之前还送了我一套衣服。
我也请了律师，但直到侦查期过后，我才第一次会见到律师。在看守所被羁押期间，我属于“二级监管”，相当于重点监控的在押人，像这种重点监控的在押人，看守所会指定专门的暗捎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并随时向狱警告密，但当时我在里面完全不知道，是律师会见后告诉我才知道的，他在查阅我的案宗时发现我属于“二级监管”，而警察不会向当事人透露这些事情，这是属于他们内部掌握的东西。
至於家人，看守所从来不允许探视，直到我被释放，都没有见到过家人。实际上，《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禁止和剥夺家人探视的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在法院的审判结果未正式宣布之前，家人是不允许探视在押人的，公开理由是要防止在押人与其家人通过探视来彼此串供，因为警察办案过程主要就是注重口供，实际上还可能有别的意图，比如，通过这种方式来隔离和孤立在押人，以及防止在押人向家人透露其在看守所受到的虐待和真实处境，等等。因此，整个被羁押期间，在押人不允许会见除聘任律师以外的任何人。虽然，《看守所条例》也规定了“经警察部门批准，家人可以获得探视权。”但实际上这只是堵住外界的质疑声音而已，因为这样的探视申请根本不可能获得警察部门的批准。
至於通信权，理论上，在押人每个月可以写一次家信，但是寄信的权力却掌握在狱警手里，他们会把信封拆开进行审查，如果不符合要求，狱警就会把信扣下来不予寄送。
我刚被送进去的时候，曾经向家人写过一封信，家人也收到了。但后来，我却不敢再向家人写信，因为每封信的内容狱警都要审查，本来在押人在写信之前，信的内容本身已经有过许多限制，比如，不准在信件里面谈论案情，不准在信件里面谈论看守所内部的真实情况，不准在信件里面涉及到敏感内容，如政治观点，等等。实际上，一封信写下来，并且能够顺利寄出去，基本上，只能写一些个人情感方面的东西，几乎每个在押人在写信之前都清楚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
问题在于，警察在审查过我的家信内容之后，竟然根据信件内容的蛛丝马迹和个人情感研判我的人性弱点，并在审讯过程中借此来攻击我，相当于写一次家信，就把自己最隐秘的个人隐私和真实情感公开暴露在警察面前。
不能写家信，于是，我在里面一直坚持写个人日记，在通州看守所，在押人可以买信纸，但没有笔。笔属于违禁品，监所规则规定在押人是不允许有笔的。没有笔，我就拿瓜子壳攥酱油写，有时候向牢头借笔，其实牢头也是不允许有笔的，但狱警因工作上的需要会给他一支笔，牢头高兴时会借你用一下。我在被羁押期间一共写了一百来封个人日记。
2015年7月，在被羁押九个月零两天以后，我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获得释放。出看守所时，检查官员要求我写“悔过书”，而且必须按照相应的要求、格式来写，不能写案件、不能写具体的事实，就是抽象的强迫我“认错悔改”，这是每一位在押人在获得释放之前又必须经历的一道坎。
强迫在押人写一份这样的“悔过书”，一方面，可以证明警察当初的抓捕行为是对的，另一方面，也借此传递一个信息，你之所以获得释放，那完全是因为警察和检察部门恩赐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绑架，因为警察是拿你的个人自由作为交换和逼迫你的筹码，如果你不写这份所谓的“悔过书”，他们就不会轻易释放你，你只有在写了这份“悔过书”后，你才能重新获得自由。而且，他们并不在乎你是否真的“认罪悔改”，他们也清楚你之所以写这个东西，完全是违心的做法，但他们需要留这样一份书面材料，一个把柄，一旦你出去之后投诉他们，他们就会拿这个东西来攻击你，来封堵你的嘴。
而且，检查官员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明说，说一旦你写了“悔过书”就会释放你，他们是采取诱导和旁敲侧击的方式，说你写吧，你写了对你只有好处，如果不写的话，事大。我在里面一共写过五遍“悔过书”，第一次还在警察的侦查阶段，大约刚进去时的一个月左右，警察让我写“悔过书”，但我写过之后并没有释放我，反而被正式逮捕，一拖，就到了检察院这边，我又写了四遍，每次写完，递交上去都说不符合要求，退回来重新写，来来回回一共修改了四次。
2011年、2012年，我两次遭到刑事拘留，并两次获得取保候审，在出看守所之前，也要写一份“悔过书”，留给警察部门备案，这是他们针对所有在押人的一个工作流程，而不仅仅是针对我个人。相当于他们要在道德上首先将你击倒，让你自证其罪或者自证其错，这样，证明他们始终是对的。因此，一些有经验的在押人都知道，一旦警察或检察官员要求某位在押人写“悔过书”，也就证明他距离被释放不远了。
实际上，这是非常荒诞的，如果一个人确实犯了某项罪行，那么，司法机关就应该根据法律的规定去审判他，光凭他写一份所谓的“悔过书”是不可能抵销他所犯罪行的。但如果一个人只是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它只涉及到一个道德或个人行为上的失误，只要不违法，不构成犯罪，警察就没有权力因当事人存在某些过错行为而实施任意逮捕，更没有权力强迫他人写这样的“悔过书”，这本身就是一种滥权行为，哪怕这样的“悔过书”并没有法律效力。但目前，在押人没有任何有效的措施来对抗警察权，因为他个人的自由完全掌握在警察手里，而不是根据真实的、明确的法律来界定。
而且，更荒诞的是，我之所以被逮捕，完全是因为香港“占中”的事情，预审的警察在审讯过程中也只涉及到这一问题，但我出牢房时，这个问题却只字不提了，而是以另外一件事情的名义让我写“悔过书”。
因为我被捕之前曾经参与一起声援行动，宋庄有一位资格很老的艺术家，叫栗宪庭，他因举办独立电影节而遭到警方的无端羁押，当时，我们很多艺术家都感到很气愤，都去声援栗宪庭老师。后来，栗老很快就获得了释放，警察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去抓捕我们这些声援的艺术家，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即使当时因为这件事情遭到抓捕，最多也就是治安拘留十天半个月，甚至连违反治安都算不上，但事情过了一年之后，警察却突然让我为此事写一份“悔过书”，完全不再提香港“占中”那些事情了。相当于我不明不白地遭到抓捕，不明不白地经历了近三百天的牢狱之灾，又不明不白地获得释放，临到出狱时还必须违心地写一份“悔过书”，这实际上就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马萧：请谈一谈您在被羁押期间的所见所闻，期间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追魂：有一位在押人，姓陈，湖北人，出生於1981年，他涉嫌敲诈勒索被送进来，他傍上了一位富婆，然后，把他们作爱的场面录了像，并以此作为要挟，勒索那位富婆，第一次成功了，向她索要了二十万，第二次他狮子大开口，向那位富婆索要两百万，结果，富婆报了警，于是，他就被送进来。
进来以后，他内心异常紧张、恐惧，毕竟没有经历过这种世面，于是，在里面装疯卖傻，吃自己拉的屎，结果，他吃完屎后，大家都讨厌他，打他，于是，狱警将他调换了一个监室，但到另外一个监室，又遭到其他在押人的殴打，这样，轮流换了几个监室，那里的在押人都不喜欢他，都经常性的殴打他。后来，这位小伙子被判了七年监禁。
还有一位在押人，也是装疯卖傻，吃自己拉的屎，但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是在我新换了一间监室后，他是那个监室的人，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那里，被警察送进了北京市“六看”，不再羁押在通州看守所。“六看”是专门惩治神经病的看守所，在那里，警察强迫他吃屎，给他端去一盘屎，骗他说这是“汉堡包”，于是，他骑虎难下，吃，他是神经病，不吃，那他就是装神经病，不吃还要挨打，因为是装疯，那里的警察还拿电警棍电他。
几经折腾，这位在押人最后又送回通州看守所，还是在我们这个监室，狱友就问他，“‘六看’什么滋味？”这位在押人是北京人，他就把他在“六看”的经历说了一遍，最后，带着浓厚的京腔京调味儿说：“不管他们做什么，我都说是。”从“通看”到“六看”，再从“六看”回到“通看”，一个轮回下来，被警察治得服服贴贴。
通过这些案例，也可以证明在看守所，在押人想要隐瞒或欺骗警察，想要躲过警察的眼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些狱警总是有办法对付你们。
还有一个被自杀的，他涉嫌强奸被送进来，其实是他和自己的女朋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冤枉的，总是想千方百计向狱警作解释，在监室里，在押人是不允许直接找狱警的，有事情必须先向牢头报告，牢头非常厌恶他，认为他多事。因为牢头动不动找狱警，其实也是很麻烦的，这会给狱警留下一个印象，认为他没有能力管好下面的人。于是，有一次他跟牢头讲时，牢头就用头撞这位小伙子的头，当即就把他的头给撞破了，血流满面。完了，牢头还指使下面的打手，背着监室的摄像头，打他，这叫“打黑拳”。完了，还向狱警污告，说这位在押人想自杀。狱警不由分说，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小钢盔，一连戴了好多天。
还有一位在押人，姓郎，五十多岁，是位共产党员，副处级，被送进来前是党内“双规”，他在昌平被纪委的人软禁了一个月，然后才送到通州看守所。刚送过来的时候，他的两个眼圈都是黑的，大伙儿都管他叫“大熊猫”，显然，他在昌平受到严重的折磨和虐待，至少办案人员没让他睡觉，刚进来时身体也干瘦干瘦的，像只脱了水的猴子，身体也垮掉了，连走路、呼吸都很困难。一到看守所，他就舒了口气，说感觉好多了。在他眼里，相比之前的“双规”经历，看守所好像就是进到天堂里来了。
他是因为涉嫌腐败遭到逮捕的，刚进来时，几乎每天都要提审，一早被提出去，很晚才回来。当时，检察院给他罗织的涉腐金额是一百多万，办案人员诱骗他说，这个犯罪金额根据法律规定是五年以下的刑期，如果他能配合审讯，主动交待这一百多万的来龙去脉，降低办案成本，那么，他们可以根据他的认罪态度和表现向法院提请减刑。
后来他果然积极配合检察部门的审讯，竹筒倒豆子，一笔一笔全说出来，结果信息量越来越大，扯出许多同这一百多万无关的涉腐金额，最后定下来的涉腐金额达到了两百多万。他在通州看守所呆了几个月之后，又转到了北京市“一看”，我们估计他的刑期，应该是在十五年以上，很可能会被判无期，如果是十五年以下的监禁，根本不需要转到“一看”去，而两百多万的涉腐金额，最高可以定终身监禁。
通过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大陆的法律和办案人员的虚伪性，正好应证了那句老话——“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的真谛。
我还听一些老狱友说，对于那些已决犯人，在分配监狱时，监狱是要花钱到看守所来购买的，那些轻刑犯人，是八百块钱一个，重刑犯人好像是一千两百块钱一个，因为这些犯人被送到监狱之后，会被要求强迫劳动，会给监狱创造财富，因此，在各个监狱之间也会有一个争人头的内部竞争。我听到这些说法之后，感觉连犯人转监都不是自由的，也都是暗箱操作，用金钱来衡量他们的个人身价，这有点像几百年前西方殖民者贩卖非洲黑奴一样，都是明码标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