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卷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由政府动员农民卖血，致使艾滋病在中国因卖血而大面积传播，成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特例。
双重背景下的“盛世”
艾滋病这个“世纪瘟疫”在中原农村大地肆虐的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正处于经济腾飞为人称道的“盛世”之初。起始于上个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为基础的。文革结束，公社体制解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城乡壁垒初步打破，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打开，纳入全球经济大体系。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由文革之后的百废待兴到新时期的腾飞发展，中国许多当代社会的研究者与国外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对中国这一时期的研究，基调是明快昂扬的，歌功颂德的。研究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描绘了一幅繁荣昌盛的图景，商业市场的活力正在创造出一个生机勃勃高速发展的社会。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艾滋病的阴影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蔓延开来，影射出发展中的种种缺陷。社会，就像一面镜子，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态度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在讨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时，不应抹煞存在于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让我们先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做一个基本观察。
计划经济与城乡二元结构 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以农业积累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为最大限度地提取农业剩余，在体制上不得不维持城乡二元结构。在1970年代中国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个城乡二元结构仍延续下来。截止到2009年底，全国总人口133474万，农村户籍人口88617万，占总人口的66.4%，而该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6%。也就是说，占总人口66.4%的农村居民，只能主要在占全国经济总量10.6%的农业领域讨生活。这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一个基本原因。
市场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公社解体包产到户。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业和副业，实际使农民又回到小农经济模式。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面对天灾人祸和市场波动的打击，极易陷于破产和贫困。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仍过度提取农村剩余，例如1978-2001年，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的年增长率，高出同期政府用于各项农业支出的一倍；自1997年起，乡镇企业进入低谷期，继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由集体所有制改为私营企业，农村贫富分化严重；城乡差距继续拉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7：1，2002年为3.11：1，2003年为3.23：1，2007年为3.32：1。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大约1.5亿农民工脱离第一产业，涌入城市，在第二、三产业寻求出路。
国企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 国企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造成职工大规模下岗，二、三产业用工量减少，使大批农民工返乡或滞留城市无工可做。此外，在农业生产成本连续大幅增长的同时，粮价低落。谷贱伤农，种地无钱可赚。1990年代后期，这些因素迭加在一起，导致农村陷入困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末，“三农”问题进入公众的视野。1999年12月，温铁军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2000年3月，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用三句话概括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同年9月，曹锦清出版《黄河边的中国》，记叙在河南农村的田野考察。此后，三农问题研究成为社科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显学。
2002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摘录几段：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多人。
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能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的人负担高过500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每当我回到县里开会时，会上传达的精神和下面汇报的情况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99年，全县农民实际人均收入下降了800元，上报的数据却是增加了200元。1999年，上报全县农民负担比上年减少了4000多万元，而实际上是增加负担2亿元之巨。
这是同一时期从另一种视野中揭示的中国农村。这种情况，即使在2003年以后，也并没有根本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减免农业税的效果被农资价格上涨所抵销，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造成农村空心化，等等。这个凋弊、贫困、荒芜化的中国农村图景，对照社科界、政策研究界所揭示的三农现实，与“盛世”相反相成地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症候，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结构及其症结的重要切入点。
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
在中国改革的大战略部署中，河南属中国中部。比起改革先行的南方沿海发达地区，这里是当时改革政策惠及较少的次发达或后发达地区。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最大的矛盾是人多地少。改革开放，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使得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事实上，政策一旦“松绑”，几乎每个农民家庭都在当地市场从事交易，又通过当地市场与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其基础就是地少人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获得了走出家乡涌向外地打工的“自由”。
毋庸置疑，最初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当时的农民得到实惠，他们除了从有限的承包土地上的收获之外（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还可以向市场出卖多余劳力增加家庭收入，使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曾经一度有论者认为，农民是从这场改革受惠最多的人群。如今，30多年过去了，情况究竟如何？在中原这个人口日益拥挤的地区，河南人口第一大省，靠打工挣钱补贴家用的农民工，“自由”选择的空间有多大？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买主来购买他们的劳动力，这些人又该干些什么？人们突然发现，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可以发家致富或者他和他的家庭的生活会更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生活压力更大了。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于当今经济大发展之中的劳务市场是买方市场这一事实，总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农民工缺乏竞争优势最先遭遇淘汰。又有论者指出：在这场改革中，农民成为被甩出局的“多余者”。
总体上，这场被称为“民工潮”的浩浩荡荡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是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
——这是河南农村贫困地区因为卖血而大面积爆发艾滋病的社会经济背景。艾滋病村银庄的老支书很具象化地指出了这一背景，他说：村里穷，没经济来源，公粮、提留，一亩地负担300多斤麦，农民负担太重。还有更厉害的计生罚款。税收、提留、计划生育罚款，老百姓负担太重，这是当时全村人“卖血的背景”。
国际国内市场因素
而工作在基层的政府官员，对事件背景的分析比老农村支书具有更开阔的视野。一位当地卫生官员说：河南传播艾滋病是因为办单采血浆站。当时为啥办血站呢？有一个背景。艾滋病在非洲、欧洲、美国流行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国外就看好中国血液市场，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病。过去国际艾滋病流行惯例，都是由性传播。我国这一块（传统性观念）相对好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外国西欧一些国家性开放。西欧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很大，制造保健品原材料就是血液。那里的血液不敢用了，当时检测HIV成本太高。加上保健品，血浆、蛋白这些生产利润比较大，国外看好中国这个市场。另外国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些相对比较落后地区解决温饱之后，当年拐回来发展经济。经过动员，讲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识，卖血或者说献血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进行单采血浆工作，可以开展。所以当时一些国家都在中国建立生物制品所。国外一投资，国内一看收益好，也盲目投资建厂，猛建，厂建起来就需要原料，就大量开发动员建立血站单采浆。卫生部出文件，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站。一开始这生意都好作，就都建血站……。1995年，基本各县都有血站。血站暴利。当时咱们国家市场经济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哪赚钱往哪挤，遗留问题不去想。
可以说，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卷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但是卖血行为绝非底层民众的自愿性主动性选择，而是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被迫性，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性的强制性因素。由政府动员农民卖血，致使艾滋病在中国因卖血而大面积传播，成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