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闭幕的次日，2008年8月25日，如果没有额外的“开恩”，四川籍良心犯刘贤斌将在狱中迎来他的40岁生日，按照奥运开幕倒计时的算法，现在离他的40岁生日不过一百天时间了，与他漫长的十三年刑期相比，一百天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我仍希望在这一百天时间里，会有意外的惊喜出现——相信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会和我一样，希望中国政府在奥运前释放刘贤斌，让他在家中度过自己的40岁生日。
40岁，这是一个人步入中年的标志性年龄。民间有“人过四十天过午”的说法。虽然在我的记忆中刘贤斌仍是十年前的样子，那时候，还有警察习惯性地称呼我们为“大学生”，现在却不得不承认，我们都已经老了。
当我将刘贤斌与四十岁这两个概念放到一起的时候，愤怒和伤感的情绪迅速笼罩了整个世界。对我而言，刘贤斌这三个字几乎就是六四的另一种写法，他承受了六四加诸八九学子的所有磨难。甚至可以说，刘贤斌是没有青春时光的，他的生命从大学生活一步跨入了中年。
六四屠杀发生的时候，我19岁，刘贤斌20出头、21岁不到。我们都不是八九民运的风云人物。在素以保守著称的山东，我因为参与学潮而受处分；而在“动乱分子”云集的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的刘贤斌并未遭受特别的惩处。由于意识到八九民运很可能以失败而告终，刘贤斌清醒而自觉地“隐藏”了下来。从思想意义上说，六四是我们一生的开始，也成了我们一生最沉重的命题，这样的“隐藏”自然不是为了逃避。当然，如果他能够“隐藏”更长一点时间，到1991年夏天他就可以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毕业证，但出于对六四屠杀的强烈愤慨，他参与了纪念六四屠杀两周年的筹备活动，为此，1991年4月15日，北京警方逮捕了即将毕业的刘贤斌，随后，他被判处两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同时也使他失去了学籍，就个人命运而言，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
1994年，离开监狱的刘贤斌成为一个无业游民。那时候，我在北京，失学和无业的共同命运使我们走到一起，我们甚至选择了一个相同的地方居住，原因是那里的房租便宜，而又比较接近高校区。零距离的接触使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使我们成为相互扶持的兄弟。当时，贫困和无所适从是我们对生活的基本感受，也成了我们“继续革命”的直接动力。我不想过分强调个人遭遇与政治抗争的关联，但来自权力的不公平迫害显然强化了我们对那个政权非正义性的认知。
当然，“革命”是没有报酬的，我们必须把个人消费压缩到最低，然后东游西荡地从事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革命”活动。这样的活动，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也未必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对那些连个人生存都难以为继的流浪汉，最好的忠告应该是去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但对我们这样的八九学子来说，学潮以及六四屠杀的震撼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强烈到令人忽略生存的地步。而且，与走上社会的成年人不同，八九民运兴起的时候，我们只是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除了读书、考试、拿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分数，我们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来自中共党史的教育则告诉我们，只要是正义的事业，便一定要坚持下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式的口号背后，显然隐含着一种直线性的思维，于是，来自中共党史的教育作用便直接转化为“革命到底”的民主理想，却忽略了世俗社会中人的最基本需求。
我和刘贤斌都出身社会底层。到了1995年底，艰难的生活状况已使我无法将“革命”进行下去了，他的家庭情况略好一些，而他的性格比我更是纯真透明得多，所以他还在坚持。脱离“革命”队伍的我逐渐懂得了一些生存的技巧，对于传统民运的道路也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那时候，我在山东，他在四川，虽有联系，但直接沟通却少了。再次的彻夜长谈是在几年之后，当时正处在1998年组党的高潮期，他对组党前景显得很乐观，我对此持有保留意见，但由于脱离“革命”日久，我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证据来说服他，更重要的是，自六四那一天起，我们都把自己视为未来必将成立的某反对党的忠诚党员，对组党前景的怀疑会被自己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所以我并未努力地去阻止他。
那一年，他30岁，我28岁，除了“革命”之外，生活对于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内容，我对他谈了生计的窘困与压力，他对我谈了奔波“革命”之余的苦恼。那天他第一次对我流露了想出国读书的念头。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个书生，仍想走一条学者之路。后来从朋友处得知他有过逃出国境的机会，最终还是放弃了。我想，在他的身上，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两者是有冲突的，最终他选择了承担。而这正是我所了解的刘贤斌，一个为了正义信念而不懂得对个人风险说不的人。
但对他的判决之重，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13年，自31岁到44岁，对一个良心犯来说，这不是判决，是对他生命的虐杀。不要忘记，自23岁起，他已经两次进出高墙，几乎没有享受过正常的生活。
我不是算命先生，无法预料有限时间内中国政治的走向，但我相信，中国历史无法逾越六四，而对六四的关注绝不可忽略刘贤斌这样的牺牲者。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演进中，20岁的刘贤斌因为八九、因为六四而确立了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信念，象一个守贞的少女那样，把中国的民主之梦视为了个人的最高追求。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他甚至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思想能力，他就象一株植物的幼苗，刚刚开始成长便被扼杀了。
9年已经过去，刘贤斌仍在四川大竹的监狱中度过一天又一天。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长，已枯萎了我对良心犯们迎着鲜花和掌声出狱的想象，给刘贤斌的明信片，我只是这样写：“服从改造，早日出狱。”早一点出来吧，兄弟，这是我唯一的愿望。9年中，刘贤斌的母亲病逝了，他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9年中，2岁的女儿已长到了11岁，他未能尽一个父亲的养育之责；9年中，美丽而贤惠的陈明先孤身支撑着家庭的重担，书写着当代中国最美也最沉重的爱情神话。
刘贤斌活跃并被捕于互联网时代之前，他的性格和才华并不广为人知。不久前在香港参加世界新闻日的艺墟活动，在独立中文笔会的展台前，我看到刘贤斌的照片和简介一如他的个人风格，低调地张贴于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我想给它换一个位置，可面对那么多因言获罪的囚犯照片，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一切为追求言论自由权利而入狱的中国公民都是我的兄弟。无论国内国外，人们都缺乏对刘贤斌足够的了解和关注。由于视其为挚友兄弟，我不想给他过多的溢美之辞，但他的人品、才华，在熟知他的人当中都是无可争议的，有朋友不久前还在这样评价他：“刘贤斌是一个几乎没有缺点的人。”
我只能说：将这样一个人继续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权必是不义的政权！奥运越来越近，刘贤斌的四十岁生日也越来越近，奥运能带给四十岁的刘贤斌好运吗？种种迹象显示，我没有乐观的理由。但我有权呼吁和期待。
刘贤斌是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其主要罪行是在网上发表异见文章、发起签名信，组织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如今，异见文章和签名信早已成为互联网世界的常态，至于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则只是处在申请状态，并未形成组织，以此为名判处一个人十三年刑期，实在过于牵强，也过于严厉。
刘贤斌的思想异议主要是因为六四屠杀造成的，那是全民族的悲剧，后果主要不应由刘贤斌这样八九学子承担。而从基本人情来讲，刘贤斌因为纪念六四而成为无业游民，其生存权已遭受剥夺，再因牵强附会的“颠覆政权罪”对他判以重刑，只能是政权自身的耻辱，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底层小民，有什么能力颠覆政权？！
这是没必要讲的道理。之所以还要讲，是因为有对奥运的期待。无论是奥运申办时的改善人权承诺，还是中国传统中喜事喜办的历史，都使我不可避免地对刘贤斌在2008年出狱抱有幻想。一年前，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奥运前中国政府总会释放一些政治犯，即使在胡佳被捕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如今，离奥运开幕只剩不到90天时间，却毫无这种迹象，我开始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有人说中国至今仍是封建主义社会，但即使在漫长封建社会，大庆之际，朝廷也是要大赦天下的。既然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官人们的欢笑便不应由受迫害者及其家人的哭声来伴奏。
奥运是眼下铺天盖地的舆论主题，但请不要忘记，只要刘贤斌这样的良心犯继续关押在监狱中，这样的奥运便不能证明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作为一个因六四而失去正常生活的八九学子，刘贤斌会让我们想起太多太多。据说在古希腊时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会使敌对邦国放下争执，暂时休战，那么，在奥运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拿出一点诚意和勇气，彻底清理政治冤狱，还刘贤斌以及相似遭遇的良心犯以自由呢？
在即将到来的奥运面前，这是我唯一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