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巧，2015年11月5日，王健民案在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开庭审理时，我刚好在香港，假如他不出事，我出狱后首次访港，一定会与其见面交谈，而如今得到他的近况，还是通过香港的苹果日报等一些媒体，其称，香港《新维月刊》和《脸谱》等杂志创办人王健民与编辑莴中校等，在被关押了一年半之后，终于被送上了区一级的法庭，听说他们都对检方的指控认罪服法，并争取“宽大处理”，这使我想起10岁时经历的文革，那时动辄有人被扣上“反革命份子”的大帽子，或枪毙或坐牢，都不绝如缕，现在名目却推陈出新：“非法经营”，“行贿”和“串谋投标”，等等，反正，当官的想给谁加几个罪名关到大牢里，是易如反掌的小事，但中国毕竟还有一些变化，因此，从去年5月底开演的王健民案，一直被幕后的黑手巧妆打扮了一年多，一旦王健民“草鸡”了，就公开上演了。
实际上，王健民案就是一个类似文革的“反革命集团案”，官方在整肃中石油系或中海油系的贪腐分子时，急需“污点证人”，而恰好他在港创办的刊物也大量披露广东省的官场黑幕，那些恨之入骨的实权派，很容易抓住他的经济把柄，一方面把他关入牢房，逼其消声；一方面借刀杀人，利用他的证词去打击政敌，即，中海油气电集团国际贸易公司副经理罗伟中，这样一箭双雕，即可以关闭香港的两家声誉鹊起的时政刊物，又可以把周永康的嫡系干将扫除干净，从港媒描述的王健民案审理的庭上细节看，称其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反革命集团案”，一点也不为过，只是比较难以包装而已，为了拼凑这个案子，团派大将胡春华等令深圳公安煞费苦心，先是指控王健民“非法经营”，效果不佳，既使是把他在香港的经营额罗列一起，也不过是在深圳接受订阅了价值66100元的一点杂志，实在是说不过去，又增加了所谓“行贿”和“串谋投标”的新罪，而行贿指得是王健民给罗伟中的女儿发了10万元的年终奖，而她曾是王健民旗下公司的员工，这真是猾天下之大稽，此案终于“穿帮”，穿得一塌糊涂。
而且，为了显示此案罪大，硬是强拉死扯，把王健民的太太，岳父，同事，朋友，统统找个“大筐”装了进去，还好意思都拉到法庭上，叫他们违心认罪，当众出丑，荒唐可笑的是，，王健民，莴中校，刘海涛，徐中云等四个人都认罪，对罪名，犯罪事实，证据及危害性均无太多异议，这些人都表示“愧对党和国家”，还“感谢党和政府的教育”，但是，王健民是美籍港人，他是资深的香港媒体人士，不仅亲身经历了文革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变，走出国门又海归，而且，还采访过高智晟，孙大午等许多著名民运或法律及言论人士，这样一位精英，关押了一年多，就变成这样，可以想见中国的看守所是多么残酷，黑暗啊，据说他一进去，竟被逼睡在水泥地上，皮肤直接感触冰冷的石块，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谁是“金刚不坏身”？坦言之，既使是薄熙来及其死党操控下的看守所，也未叫我睡这样的水泥地，我是睡在铺有较薄的板材的地上的，不知道是谁下令，如此非人道地折磨王健民的。他不是江姐，岂能不屈服？
想来，王健民与我略为不同，我1955年出生，童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学一毕业就下乡，而工作没几年又坐牢，总之，一生大部份时光都在“受苦受难”，而他的命运际遇和经济条件比较好，先是赴美留学，后是移民回国，尤其是在香港《亚洲周刊》任职期间，走南闯北的，名利双收，物质享受不低，因此，被羁押后反差太大，再经不起诱供和欺骗，就辞掉了维权律师李方平而寻求与检方合作，尽管我出庭时坚决不认罪，还把签字笔丢在一边，但我依然理解他，一方面他饱受了皮肉之苦，另一面又忍受着心灵之痛，他关心太太和三个孩子甚于自己，何况孩子最小的才刚满一岁，总之，深圳的贪官污吏们，利用人性弱点和人的生理极限而打垮了王健民，但对坐过牢的人来说，都能原谅和同情他，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官员权力无限，无所不用其极，调动公检法司等众多部门，上下其手，左右开弓，能把好人关成“傻子”，能叫“傻子”生不如死。与其责备王健民，不如强烈谴责官场的黑暗和枉法的拙劣，近年社会很大的进步是，把“反革命案”改成更多的新罪，“非法经营”神马的。真是花样翻新，一代更比一代强。
我原以为他的案子会当庭宣判，但近日我致电王健民的律师陈南沙，他称，可能要等到月底，因为要请示上级领导才能决定，我不太相信是北京的最高层要抓他判他，很可能是广东省的地方实权派要整肃他，因为较之于高瑜和铁流，王健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没有那么大，据我所知，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中国省市县乡镇村，几乎各级官员和富有的企业老板，都可以徇私枉法，只要有权和有钱，只要心狠手辣，都可以强加罪名，把他们不喜欢的人关进监狱，不过，由于“死刑”控制较严，现在杀一个人，还有点难度，而叫某一个人关进监狱，消失个三年五载的，不是很难的事，一个小小的派出所长，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何况王健民闯了那么大的祸：人在深圳等地四处活动，批评当官的杂志却公开在香港出版，还狗胆包天，向内地蔓延发行呢，中共的官员谁人能咽下这口气？
至于法院，向来都是胜利者的乐园，它表现的都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把王健民案下发到深圳南山区一级的法院初审，并非是好消息，因为中国是两审终审制，一审在区，二审在市，大概广东省的贪官想在自己所能长袖善舞的领域里，“玩”死王健民，先是当着他的妻小的面抓捕他，再用恶劣的生存环境摧毁他的意志和精神，然后再在貌似公开，公正，公平的法庭上，逼其就范，在镁光灯下认罪伏法，记录在案，或许还要像“薛蛮子”那样上官媒炒作一番，总之，要让办杂志的文人书生颜面丢尽，最后给他一个可怜巴巴的“宽大处理”的尾巴：“判三缓五”，据港媒称，根据《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等，可以判处5年以上的刑罚，再加上其它两条罪，实在不轻，不像对其“高抬贵手”的样子，依笔者之见，假如检方和法院能给他一个“缓刑”，类似铁流那样也就罢了，如果相反，就得不偿失，既然与检方有交易，但愿他们能守信，但根据我的亲身体验，他们向来是寡信的。
这次在香港，笔者很想给王健民的家人打电话，虽不能救他于万一，但毕竟对读者是一个负责任的交待，念及他当年对我案子的关注和对我亲友的安抚，很想感恩地写点什么，但是，香港离深圳近在咫尺，通话并不安全，踌躇再三而扼腕放弃，告别分手16载，如同隔世的香港，有幸再回到加拿大，已有死里逃生之感，我深知厉害，也不乐观，现在中国已是后集权时代，只要官员能利用国家机器抓捕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把看守所和监狱用得炉火纯青，就可能继续统治较长时期，民主转型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类似王健民的故事，既非开始，亦非结束，它只是人海浪花中的一束，我们不想做英雄，只想“爱我所爱，倾其所有”，王健民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文人，他曾努力，尝试了，就已经足够。因为前生有缘，我们是朋友，他不论认罪与否，都丝毫不会改变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当2000年12月的寒冬，把我卷进一场人权灾难，妻子以泪洗面，孤立无援，那时，《亚洲周刊》记者，大陆特派员王健民秉笔直书，把我的文字案告诉读者，引起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总之，王健民是我12岁的小女儿心中的“大英雄”，因为他的报道些许改善了我的羁押困境，也鼓舞了妻小多年奋力求生，今天我坚信，最悲观的结果是，在我死后的某一年，中国会发生裂变，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制会真正地诞生。
2015年11月18日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