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领导”说“宠爱”似乎词语搭配不当，应该说“敬爱”。但领导们自己都明白，“尊敬的领导”不过是口头禅，对于大多数领导来说，人们“尊敬”的不过是他们掌握的权力，不然就不会有“人一走茶就凉”的恐慌和感叹了。那么，说“宠爱”，不是把他们当单传的子孙、“小皇帝”或幼儿园的小朋友了吗？然而，如今的许多领导，不正是受着“小皇帝”、“小宝贝”一样的娇宠和无微不至的呵护吗？不要提克拉玛依那场大火发生时要孩子们“让领导先走”那种特殊情境下的个案了，单看平时，有些领导连自己的小小公文包和专用茶杯都要随员拿，雨伞阳伞都要别人撑，出门必电话通知接待，就知道他们是如何娇贵了。开场白语词不是“女士们/先生们”或“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而必以“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或嘉宾）”做开场白；不论承办会议的宾馆还是什么活动场所，红布横幅上总是不厌其烦地写上“欢迎……各位领导和同志……”，好像“领导”不是“同志”。我们总是肉麻，肉就不麻而木了。
前几天，乘火车前往北戴河旅游的十几个北京工商大学的毕业生，对号入座后，被列车员要求集体起来换座，把与车头保持正向的位置让给领导们。这些尚未社会化的“大孩子”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很不服气”地质问：“如果是领导出行就可以随便调换别人的座位，那我们作为乘客的权利谁来保障？”他们认为这是侵权，列车员却向同学们解释，“座位是让给一些领导的，希望李明等同学支持他们的工作。”事后又有律师站出来说，“除非特别紧急的情况，像抢救孕妇或者有人受伤抢救病人才可以要求变更座位。毕业生们可以要求列车进行道歉。”啧啧啧，都像是外星人，完全不理解咱们宠爱领导的国情，居然不“支持”列车员的“工作”！
6月16日的《北京晨报》就此发表署名评论《一定要给领导让座吗》，指出从这个事情“更看到了在这种特权的浸淫下，某些领导及下面的办事人员，已经成了法盲，他（们）不懂得这种强迫让座已经是一种侵权行为”，而且由此及彼追问我们大家：“在列车上，你会不会给领导（特别是直接领导）让座或让好座位？我想，没有多少人能在领导面前坐得稳如泰山，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有些人不敢不给领导让座，但却敢于面对老弱病残孕而无动于衷。看来，下属给领导让座，不仅是一种‘美德’，甚至异化成了一种‘责任’乃至一种‘本能’。”问得好！我们每个人都不妨给个答案。
不过，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何以这么宠爱领导竟在21世纪在我们这几乎成了一种“美德”、“责任”乃至“本能”呢？
上世纪文化批判热的时候，可以从官贵民贱的中国传统中挖根源。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传统其实并不那么专制那么黑暗。就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官”皇帝，在许多方面也比不上今天某些“土皇帝”或“小国之君”的威风八面。孔夫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儒生们的志向就是为王者之师；孟子“说大人则藐之”，荀子公然扬言“从道不从君”；像一介盐丁王艮那样自学成才的匹夫也敢走到江西省一把手王阳明办公桌前说，您若辩得过我，我才肯拜您为师；最狂妄的皇帝也未尝想取孔夫子而代之做臣民们的思想文化导师！不要说张居正那样的重臣，可能在每天的朝会时被七品县处级的言官弹劾；就是皇帝也常常可能被谏官或大臣们当面驳议。万历皇帝要立宠妃之子为储，多年一直未能如愿。共和国怎么会有了一些“说一不二”的土皇帝，还往往自以为方方面面比谁都高明呢？
不必讳言，这些年来，不少官员比任何时期都更有权势。最明显的例证是“买官卖官”的丑闻不是一起两起，不止发生在一地两地，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而且，从乡镇、县级到地市到省级都有发生。成因无非是，一者，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讲话中早就指出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蜕变成“一人化”领导的现象长期相当严重地存在，不然就无法解释在“集体领导体制”下买官卖官何以能成交成市。二是权力主导经济发展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官员仍然支配着土地、银行资金等生产要素，享有“经营”城乡的权力，是所辖领地的大老板。权力大，利益多，不用像三十年前那样害怕群众运动来了挨整，却没有新的监督机制取代而随时警醒，要官员都不忘乎所以太难，“领导也是人嘛”。
新的路径是明确的，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用“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来规范权力运作；二是转变政府职能，生产要素由市场调配，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这两条实行了，领导必须让他服务的大多数民众满意，手上又没有多少可调配的资源，给谁一个官吧他也得不到多少油水，那时候的领导不会受宠，但会有人们发自内心的真敬爱。
这并不是望梅止渴，也不像给老猫脖子上挂铃铛那样幼稚。比如，咱们先从实现公共财政透明（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所有进出账目）和企业财务依法公开做起如何？再缩小一点，先实现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如何？网上众目睽睽之下，领导有权也不能谋私或徇私，官风民风肯定会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