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从母亲身边消失了。他们死于天灾，更死于人祸——是致命的豆腐渣工程最终夺去了他们幼小的生命。在一片既是废墟又是坟场的土地上，站立起来一群母亲，一群受难的汶川母亲。她们手捧着孩子的遗像，悲愤地发出了天人之问。她们有权发问，有权向权力部门要一个说法。
近日读《动向》6月号上《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一文，感慨良多。同样是失去儿女的母亲，同样经历了灾难突然降临时的痛不欲生。将心比心，怎能不为所动！
中国的母亲，已成了灾难的同义词！有人列举了“天安门母亲”，“计生门母亲”，“矿难门母亲”，“地震门母亲”，那都是受难者母亲。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难道注定要有这么多的“母亲”？
人命如草芥，杀人如割草；人命如蝼蚁，踩死不足惜。“六四”惨案，汶川震灾，一个在昨天，一个在今天，是两码事，又是一码事：假如刨到根子上，那都是一种制度性的人权灾难。对于生命价值的漠视，是导致这些人权灾难的直接原因；而最可怕的，则是这种传统的生命观念已经积淀为一种制度性痼疾。死人的事止不住一再重复，人们已熟视无睹，乃至于麻木。而且，竟还有人甘当人权灾难的辩护士。“六四”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也没有今天的“大国崛起”。地震死了人，死者“都成了菩萨”，“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而作为死难者的亲属，一定要“识大体、明大理”，“避免横生枝节”，给那些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提供“反华的借口”。多么冠冕堂皇，多么振振有词！然而，又是多么的冷血，多么的没有人性。一个堂堂的“人民共和国”，居然能够通行这样一种嗜血的“理论”，居然还要强迫着人们去爱、去感恩，若要说一个“不”字，竟以“汉奸”、“卖国贼”等恶言相向。这样的“国家”，还让人眈吗？！
孩子们走了，母亲们该做些什么？
哭泣、鸣冤？在一切以党国为重的今日中国，能有几个人理会。人家正忙于排英雄榜，开庆功会，宣传伟光正。这才是头等的政治。
豁出去拼命？你身无長物，又无山头，人家凭什么怕你；要真想收拾你，何需费吹灰之力？
寄希望于清官的垂怜、明君的恩泽？那是皇权时代黎民百姓唯一的盼头，但说到底只是一种收买和欺骗。今天的权势者依然没有废弃这个法宝，他们想的是怎么甩掉你这个包袱，让他们的耳朵根变得清静。这样的施舍能要吗？
剩下来的只有一条路，即就此认命，当个良民？然而，假如我们还知道一点点做人的尊严，能就这样死心？！
究竟该做些什么呢？我想今天的“汶川母亲”已经做了回答，那就是问责。我的儿子是怎样死的？谁该为此负责！我的女儿是怎样死的？谁该给我说个明白！别给我讲什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这与我无关；我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偏偏是这么多的小学生、中学生被埋在了瓦砾堆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死一个人，划一个句号；死一百人，划一个句号；死一千两千三千人，还是一个句号，居然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交代。你这个“国家”、“民族”难道唯有靠死人才能存活，才能发展，才能崛起？
今天的“天安门母亲”、“计生门母亲”、“矿难门母亲”、“地震门母亲”，再也不愿意忍气吞声，她们学会了说“不”！她们要知道：一个口口声声“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政府，怎样面对这最近一次的死亡，又怎样面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次接着一次的、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她们更想知道：降旗三天，举哀三天之后，是否照例又心安理得地给这次特大死人事件划上一个句号？
为死者伸张正义，为生者争取权益，于情于理于法都天经地义。向这次地震祸患中导致如此重大人权灾难的部门、人员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是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天安门母亲”全力支持“汶川母亲”的合法诉求。
“天安门母亲”十九年来的抗争，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诉求，那就是：要求公布“六四”真相；要求道歉、赔偿；要求法律追究。我们主张，把“六四”问题的解决纳入法制轨道，改变以往由某一党派、某一领导人说了算的人治做法。我们要求就“六四”问题与政府当局进行平等、真诚的对话，以求得问题的和平解决。这样的解决不是诉诸于暴力的对抗，也不是等待当局的施舍；它既维护了作为一个公民的人格尊严，也有助于生成一个法制健全的公民社会。我们必须建立起这样一个信念：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拥有个人的尊严，应该享有完善的法治，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各种人权灾难的发生。我相信“汶川母亲”们同样抱有这样的信念。
连日来，我不断地听到汶川死亡学生家长问责请愿的消息，对此我深受感动，也心存忧虑。凡有良知的国人，都应该主持正义，支持、声援家长们的合理诉求和合法行动。我呼吁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们，以此次赈灾行动为契机，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处理所谓“群体性事件”的蛮横做法，以积极的姿态，对死亡学生家长们的合理诉求作出善意的回应。
（附注：《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一文，见本站“评论与争鸣”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