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知名宪政学者
要么青天白日，要么雾霾中国，二者必选一，没有第三条旁路斜逸。回到百年历史当中，当中共诞生之日，“要么民国，要么共党”二选一的选择题就横于国人面前。从1921到1949，乃至到今天，无不如此。回到历史的纵深处，若非青天白日的民国在大陆被战胜，焉有后来的雾霾中国？所以，要么青天白日，要么雾霾，任君选择。
前两三年有宋庄诗人王藏，今有著名艺术家高氏兄弟，以及民国派活动家樊震义，肖恩等以民国青天白日旗要素来“抗霾”。青天白日VS雾霾这个话题，每次都是蜻蜓点水而过，有点涟漪。
雾霾中国需要政治总体解决，污染解决需要政改为前提才能良性好转，那么就有两种寄托希望的路径:
第一种如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为代表与体制互动，期待体制改善。
第二种路径得出结论:对现体制寄托希望是和拉皮条的龟公或者妈咪，只有变天才行，例如政治反对和民国青天白日归来。
青天白日与雾霾中国是截然相反的，越往南走的省份，越多民国要素，空气越好。越往北，越聚集在中共的中心地带，雾霾越重。民国就是青天白日朗朗晴空，中共的中国就是雾霾区，二者泾渭分明。
前一种就像以行政体制改革替代政改一样，是期待行政体制完成，并且不触动政治体制，属于技术派，因为他们没法相信政改和变天。后一种看到前一种注定成为行政扩权的骗局，注定是一个婊子充任的拉皮条妈咪，但自己只能提示出深刻的政治体制总体原因，除了呐喊之外，没法借着任何一方的力量来推动。呐喊只能说明民间无政治能力的困境。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改革派，就是“雾霾”。要西伯利亚冷风或者太平洋季风才能吹散。像柴静这样的雾霾调查纪录片模式，就是一种新“雾霾”，原初意图是为了化解雾霾问题，然而由于行动的方式镶嵌在现体制的边缘，也成为新“雾霾”。改革派为推动政改而将就于体制，被黑洞吸纳，也成为一种改革陷阱。为解决雾霾问题会产生更多衍生“雾霾”，参与者也成为新“雾霾”不足为奇。例如为解决雾霾，要花费财政巨款，就有了部门地方利益，这个部门地方利益就是新的“雾霾”，是旧雾霾的延伸和扩大。所以我说柴静雾霾调查之模式，是一种新“雾霾”，是有依据的。
由于党内民主派与民间交织在一起，犬牙交错，那么与党内民主派切割开来，就是清晰地与中共体制切割开来。与共党左派的切割打五毛反而让自己的主体性不清晰，立场上的划分敌我，发生在拉锯的内部最好，拎起剪刀把拔河的绳子中间剪断就成了，就像我的“改革已死，民国当归”。
所谓的中间立场，看起来就特别搞笑，站在悬崖上，说自己要和对面悬崖上的手拉手。党内民主派认为民间仅仅是他们所谓的推动变革的帮手，打下手的。而民间从八十年代到八九是这么自认的，因为八十年代改革还是在动。九十年代后，民间就与党内改革派渐行渐远渐无书，而逐渐有了主体性要求，党内性成为耻辱的标志和批判的对象，在党内和被容忍拥有话语权，可以用“然并卵”一词形容，随着“改革之死”和奔溃之焦虑深入骨髓，民间要求主体性的自我独立的氛围越强大。例如微博上公知，逐渐成为日后未来话语主角的边缘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
民间越来越不甘于作为党内民主派的帮手，自己想成为主角，并且毁灭党内民主派的权威性。党内民主派为了止损，就把改革变为宗教性信仰，教条化，抽象为对革命的反对，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改革之政治正确，成为一种导师捍卫权威的贩卖虚假希望之道德压迫，他们同时燃烧身份作为温度，因为他们不提供也没法提供现实的政治改革措施作为证据，只能强词夺理。
此时，如果民间想说服他们放弃改革之信仰，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冒犯，真理被冒犯，尊严被冒犯，就会激烈反弹。我觉得民间应该不说服他们，要么和他们说，赌不赌，赌一下如何，他们就哑口无言了；要么就举证责任倒置，你们支持改革，就就拿出政改好了，否则你们就犯了贩卖虚假希望罪。
我在2006《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中其中一段就说，吴敬琏，拿出一个真市场经济、真政改给我看，不然闭嘴滚蛋。这时候就有主体性，并且逼迫他们背水一战，否则断他们后路，让他们淹死在摸石头的历史之河里。
他们中间也许有好的，我们不知道，也没义务知道。举证责任导致，让他们自己举证抗明。总之我们要有主体性，就需要他们去证明，是体制之雾霾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