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四个字，成了此次地震中引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如果细究起来，这句话非常值得分析。多难兴邦中的“邦”究竟指什么？是政府还是社会？如果是社会，积极地理解，在灾难面前，公民意识觉醒，社会组织发轫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指的是政府，多灾多难最后兴起一个强政府，就需要警惕了。
此次汶川地震，损失超乎想象，最终罹难的同胞有可能超过8万以上，房屋倒塌更是不可计数。有媒体称之为国难，实不为过。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政府派出军队，组织人员，协调和指挥救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全社会有目共睹。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既定的办事程序被打破，政府甚至征用部分公民和企业的财产，出台一些临时性的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也均为世界通例。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山河破碎，举国抗灾之际，仍然需要警惕，政府在非常时期的扩权冲动。
先请看下面两条新闻：
“5月26日，四川省民政厅发布了《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管理办法》，强化了捐赠资金的审批程序：而对于非定向捐赠资金，要由四川省慈善总会根据收到的捐赠资金数量，上报省民政厅抗震救灾小组，根据受灾地区实际情况，提出资金分配方案：1000万以下，由接收捐赠组提出分配方案，上报民政厅抗震救灾小组，经集体讨论后，由领导小组组长签发，1000万以上，由接收捐赠组提出分配方案，上报民政厅抗震救灾小组，经集体讨论后，报分管省长审批。”
“5月25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联合发布《关于严厉打击趁灾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地震灾害地区社会秩序的通告》，规定：一、在地震灾害地区实施下列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安、司法机关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一）编造、故意散布虚假、恐怖信息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二）以囤积居奇、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方式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三）盗窃、抢劫、抢夺、诈骗、哄抢公私财物的；（四）贪污、挪用、倒卖、截留、私分抗震救灾款物的；二、有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拒不到公安、司法机关投案或拒不如实交待的，将依法从重惩处。”
在上述两个新闻中，政府均有越界扩权的迹象。在第一个事件中，四川省民政厅要求四川慈善总会在善款使用的过程中，根据金额的不同，分别由民政厅和分管副省长审批方能实施。制定这样政策的初衷，当然是为了善款能尽其所用，但这种做法，政府却有借机扩权的嫌疑。平心而论，中国的民间机构尚未蓬勃发展，组织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亟待提高，面对地震这样的大灾，善款和物资蜂拥而至，对四川省慈善总会来说，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应该说，政府对四川省慈善总会的工作有疑虑，当可理解，但打消这种疑虑，政府完全可以派人协助慈善总会的工作，或者也可以呼吁其他社会组织对慈善总会施以援手，以应付他们面对的超负荷工作，但却不能，也不应该将慈善总会视为自己的下级机关，直接越俎代庖。
四川省民政厅应该知道，四川省慈善总会是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府部门没有权利对它直接越位管理。而且，这样的管理规定还蕴含一个非常可怕的逻辑：民间组织和政府组织相比，是靠不住的！只有政府才能保证善款的正确使用。而这种认为政府代表着天然正义的理念，恰恰又为政府的扩权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验证明，民间慈善机构不但自我管理在很多时候超过城府，而对钱款的使用效率也高过政府。
此次汶川地震，许多民间组织由于组织和规模的限制，在救灾过程中发挥的功能有限，这正说明了民间组织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能变成一个证明政府正确，民间机构无用的机会，应该说，这样的论调在地震后有所抬头，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对于第二个新闻，这样的做法我想大家一定再熟悉不过了，为了特定时期局面的安定和社会秩序，不惜对某些犯罪行为“从重惩处”，这种司法理念，在过去几十年是政府常用的手法，但它曾经制造多少冤案？带来多少后遗症？到了今天，还用这种明显违背法律原则的做法来“维稳”，实在有违社会进步。每遇大灾，常有社会犯罪的高发，这并不奇怪，但是，这些犯罪嫌疑人受到什么惩处，应该依据法律，合理量刑。既不能因为犯罪于抗震时期而加重，也不应该由于其他原因而彰缓，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制度保证，绝不能因为一场天灾而改弦更张。应该说，政府在地震后出台这样的规定，明显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虽然它侵害的主体，是那些犯罪嫌疑人。事实上，政府的越权行为，多数首先都是从这个社会上最不受欢迎的人群开始。如果这个时候其他公民没有足够的警惕，政府权利的肆意扩张，最终损害的将是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无数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将是比地震这样的天灾还要可怕的社会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