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9日，世界人权日前一天，在澳洲探亲的我从微信上看到：我的教会——贵阳活石教会被当局取缔、查封，牧师被推揉呵斥关押拘留，数百弟兄姊妹分别遭到跟踪、限制自由、屏蔽通信、约谈、威胁、扭打。过程中执法人员故意用粗暴手段对待牧师和弟兄姊妹，意图引发冲突，便于将事件升级好抓人关人，可是牧师和弟兄姊妹回向他们的只有怜悯的目光。毫无征兆地，我忠实的瑞士手表忽然在“9”上停了下来，似乎要将这个日子定格于历史。
是的，这一天注定要被历史记住。我只是纳闷：为什么又出现在贵州？
历史上贵州就是一个教案频发的“教案省”，近代《北京条约》签订后在中国
境内发生的第一起教案，就是贵阳的“青岩教案”。事发在清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是年端午，当地民众按习俗“游百病”，路过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门前时，高诵：“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挑逗，与大修院修士发生争吵，争吵后并没有酿成事端。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门户”逐渐开放，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在此之先，贵阳官方的预备干部——候补道儒生缪焕章编撰并刊印《救劫宝训》一书，鼓吹“屏黜异端”，煽动反天主教的舆论。此举得到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的高度重视，二人遂联名发密函至全省各地方政府官员，要求“对欲图传播天主教淆惑人心者，以外来匪人看待，随时驱逐，或借故处之以法。”青岩团务道赵畏三，本是一介儒生，膝下六子，竟出了四个举人和一个状元，算得上是贵州省的“第一读书人家”。赵畏三以其儒家“卫道士”的本色和“青岩团务道”的本职，立即按何冠英、田兴恕的命令，借题发挥，将大修院看门人罗廷荫、修生张文澜、陈昌品，大修院女厨工王玛尔大斩首（四人也成为中国被罗马教廷封圣的第一批圣人）。“青岩教案”是之后更大规模的“义和拳案”的预演，它们的模式都是“道统”自居的知识分子作舆论倡导，“政统”的统治阶级公开或暗中操纵和支持，“饭桶”的愚民百姓充当炮灰。
基督新教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第一起教案，同样也出自贵州。那就是“旁海教案”，事发于1892年。中华内地会的澳大利亚传教士明鉴光在苗族人地区建立教会，支持苗族信徒的正当权利，引起长期压榨苗民的汉族官宦大户猜忌，明鉴光因此被会党领袖许五斤所杀。这是内地会在中国第一个殉道的传教士，一同殉道的还有第一个苗族教徒和英文翻译潘寿山（他曾经把四书五经翻为英文和苗文）。“旁海教案”是一起普普通通的教案，本身没有多少内容供历史记载，可贵的是这次教案的处理原则首次体现了《圣经》的精神。内地会在贵州安顺传教的党居仁受命处理本次教案，党居仁顶着英国领事馆的压力，坚持不按教案索取赔款，他认为内地会的传教士是自愿来中国传福音，他们的殉道是光荣的道路，是自己背起的十字架，不应该由“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的“未得之民”来赔偿。这个教案的处理原则后来成为内地会教案的处理原则，后来在义和拳乱中内地会被杀传教士最多，但均没有要求赔偿。
在贵州载入史册的还有开州教案、遵义教案以及“文革”中发生的威宁教案。
与青岩教案和旁海教案一样，这些跨度一百多年的教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那就是它们都得到了政府方面的平反昭雪。我相信昨天发生的“活石教案”也将得到同样的待遇。此时让我回忆起1983年我初到贵州省宗教局工作时参与平反“杨志城反革命集团案”的情景——那也是一起教案。杨志城牧师并那些同工与其他受不公平对待者不同，他们并没有计较于几十年的不公平对待，并没有要求赔偿和安置，而是抓紧被耽搁的时间做一件事——传福音。当时我不懂得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他们的行动，从昨天仰华牧师面对执法者挑衅而充满怜悯的目光中，我再次读懂了杨志城们平安喜乐的生命态度。
2015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