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我和中心的主管共同舉辦了“六四”兩週年學術研討會。何頻憑藉論文入選與會，當時才25週歲，在我們眼裡就是一個小孩，如今他50歲了。我們在夏威夷初見相識，在新加坡再見相知，隨後在紐約三見相交，近年他屢次工作訪問洛杉磯，我們成為諍友。他的文章我大都看，每篇重要文章，皆有精神的火花，思想的閃電；但是從來沒有這次的力度和深度。今天第一次當面誇你，說個隆重的詞：震撼！說個平實的詞：認同——你願意認領哪個詞都行。
國內學者對中國腐敗有各種角度的診斷，我比較認同的有孫立平、吳思、秦暉，他們對國內的弊端看得深刻、準確，提出“社會潰敗”“潛規則”等，但他們都只是著眼中國本身的問題。何頻的“中國式病毒”除了描述中國的腐敗，還提出了對世界精神健康的威脅；這一點，與前面三位國內有獨立思想學者的看法不太一樣。過去中國異議人士到美國國會作證，總是呼籲：“你們救救中國被整肅的人吧，救救中國吧！”
何頻這次到國會是說：“你們救救美國吧，救救世界文明吧！”——我這是通俗膚淺地復述概括……。（何頻：我當時是說：在這裡發一個警報。）民陣當年在巴黎，也與當地政要頻繁接觸，見了法國參眾兩院的議員、總統的外交顧問等等，講了許多話，都是一個意思：“救救中國”。現在，何頻重新說了一句話：“該救救你們自己啦！”我感到這一點，特好！
閻淮。
關於腐敗問題，20年前我在新加坡政府研究所，應李光耀之命，撰寫論述中國腐敗的文章，為新加坡高層參考。兩萬字、一百多個註解，最後部分提出對中國的政策建議。即：經濟改革健全制度——不能貪；政治改革健全法制——不敢貪；適當高薪——不必貪；道德教育——不想貪。
據說新加坡把此建議提供中國政府，結果不得而知，可想而知！當時，我論文中認為腐敗已經很嚴重了，新加坡方面認為已經危險到不可忍受了。當然跟現在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
中國五個政權層級，中央，省，市，縣，鄉，再加個政權之下的村，層層腐敗！在政府內部五個行政級別，國家、部、局、處，科，還有不帶長的科員，級級腐敗！兩個“五加一”，可怕呀！平頭百姓看不到高層腐敗，他們親身體會基層的腐敗；下面那些不算“官”了，只是吏和僚，百姓幾乎天天受那些小吏小僚們腐敗的氣。但是，人人恨腐敗，人人想腐敗。誰若認識個什麼小官，都想走關係撈點兒好處。
這裡有軍濤等政治學的博士後，也有胡平、勝平幾位理論家“博士前”，我這個學士前，請教啦！政治學上講，有三種統制形態：極權社會，威權社會，民主社會。我膚淺通俗地說：
一、極權社會：把政治經濟全管制了，腐敗不容易發生；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產品經濟是無價調撥，政治權力不易轉化成為經濟利益。40年前我是廠長，經濟效益再好，我大學畢業生不轉正的工資46元，不能多得一分錢，最多評個模範。我這個“八路軍”的廠長沒必要、也沒可能賄賂共產黨的官員。
二、民主社會：政治經濟全部放開，不易腐敗；有點小腐敗，容易糾正。
三、威權社會：政治管住，經濟放開。政治權力，必然要尋租經濟利益，因此腐敗蔓延。例如民主化前的亞洲諸國：中華民國，在大陸和台灣，腐敗都很嚴重；南韓前總統，有一個算一個，沒有不腐敗的，都可以或已經被判死刑；印尼的蘇哈托家族腐敗到什麼程度？菲律賓的馬科斯夫婦大家更了解。南美的軍政權也腐敗得了得。所以我認為，是威權社會造成了中國的腐敗不可避免性。目前的中國社會是威權社會，必然腐敗。經濟放開了——基本放開了吧，即使沒放開的由國家壟斷的那些企業，主管享受部級、局級待遇，拿著幾百萬、上千萬的工資和賄賂，缺少政府官員表面上還受到的一點“監督”，所以更加腐敗。
但是，南韓、菲律賓、中華民國等，國家太小了，他們當年也可能產生“南韓病毒”“菲律賓病毒”“中華民國病毒”，但影響太小了。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實力也名列前茅，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廠和世界最大的市場，世界500強，基本都進入中國。我的朋友曾在美中貿易協會任職，美國幾百個最大企業都是會員，中國許多領袖都到那裡演說過。這些企業，整天找關係、避規則、鑽空子。我認識很多高幹子女，都在中國給他們當買辦。這種情況非常普遍啊。我要是想到中國辦個企業，也會去找幾個哥們兒。這是世界性普遍問題，哪個國家都有；但太小的國家像菲律賓，你說，最多能影響到哪兒啊？就是東南亞吧，亞洲都出不去。而中國，這麼大，沒辦法。經濟學的劣幣驅逐良幣；也就是勝平總結的，關係比規矩好使。
另外，談談人性。我覺得“中國式病毒”主要是制度決定的，不同意說是人性決定的。人性我總結三句話：趨利避害，善惡並存，千古不變。人類文明近萬年，中華文明五千年——更準確地說，有記載的是3700年，人性沒有本質的變化，沒有飛躍提高。人是越變越聰明了，但未越變越善。斯坦福大學著名的囚徒實驗，最近拍成電影了：大學教授和研究生們，一半做囚徒，一半做獄卒，一段時間後，教授發現獄卒橫了，囚徒乖了。教授太太去探視，感覺“監獄長”教授本人也“變壞了”。實驗中止，結論已出！
還有電擊試驗：參加試驗者分成兩撥人，一半人被授予電擊另一半人的權力。如他問一道題，答錯了，就電擊你——他不知道被電擊者發出的痛苦呻吟是模擬的。過一段時間，你沒答錯，但答慢了，也電擊你；再過一段時間，你答得對，答得快，也電擊你！權力就是這樣腐蝕人！
所以我說，腐敗、病毒，是制度決定的。當年的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幹下種種惡行。但是二戰結束二三十年後，德國和日本，還是同一代人，當年的納粹士兵和日本皇軍，20歲左右，到了40歲50歲，大部分成了守規矩的公民、良民。所以我認為，這就是制度決定。在制度面前，人性，說句粗話，神馬也不是。我在新加坡工作過，75％的華人；多次考察香港，95％的華人；制度一變，都是良民。而中國，不時就出現刁民和暴民。我不是只指中國的制度，全世界的共產制度都一樣，產生歌德、黑格爾的德國，在共產黨統治下，士兵就可以對攀越柏林牆的人開槍；羅馬尼亞，齊奧賽斯庫是No 1；齊奧賽斯娃是No 2；兒子小齊奧賽斯庫，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所有的共產國家，歐洲、亞洲都如此，浪漫的美洲國家古巴也一樣，都是終身制，幹到死；世襲制，兒子不行，給他弟弟。就是這種制度嘛。
何頻提出“中國式病毒”的意義就在這裡：病毒正在侵蝕我們大家賴以生存的唯一地球，套用北京奧運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病毒。雖然美國百姓沒有關注這個問題，但是500強的企業家、有良知的思想家、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應該重視。美國三大報紙的主要讀者：《紐約時報》是知識分子，《華爾街日報》是企業家，《華盛頓郵報》是政治家；他們在引領美國、影響世界。要讓他們知道，當今，就是要將“中國式病毒”的威力看得重一些。不是需要他們救救中國了，而是要救救美國自己，救救世界、救救普世價值了。
這個普世價值，在中國蕩然無存了。過去，我不恨共產黨；現在，我有點恨了。恨什麼呢？恨他們把中國三代人四代人全部的道德摧毀殆盡：從老太太“碰瓷詐倒”——“壞人變老了”，到天真幼童——你問他“長大幹嘛”？“我想當貪官！”
虛偽、撒謊更滲透幼小心靈。幼兒園的小孩週末回家，到星期一了，抱著媽媽腿苦求：“不去幼兒園”；但是一到幼兒園了，小臉一變：“阿姨，我想死你了！”中國已經找不到一片綠洲了！本應該是最正直、最善良、最純潔的那些人，像象牙塔裡的科學院院士，“心靈的工程師”教師， “白衣天使”醫生護士，都被污染得面目全非。難怪兒童作家鄭淵潔不讓自己的孩子上學了——上學就學壞，只會拍馬屁，說假話。
何頻是老朋友啦！25年來，我第一次當面這麼誇你，只因為提出這個令人深思、敲響警鐘的世界性、世紀性的嚴重嚴肅嚴厲的問題。（《“中國病毒”蔓延：可有解藥？》連載9，記者蘇文森、沈峻、高伐林整理，《內幕》第4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