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计程车正从安贞桥向亚运村行驶。「这麼多年了，还是怕这些大鼻子」，计程车司机五十开外，一口京片子，那对小小的眼睛增加了他的幽默感。
我看到了马路两旁那些鲜艷的花。看得出，花盆的摆放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它甚至还用了製作出来的大号塑胶绿色叶子，这样那些小花盆就组合成了一束大花的形状。但这努力，却造就了不佳的效果——鲜花失去了自然，如人造花一样虚假、做作。
我们的谈话是从奥运会开始。已是六月底，北京暂时中断的奥运情绪再度恢復。那些花盆是努力之一，它有四千万盆之多，被摆放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在大部分地段，它们没有带来期待中的美丽，反而像是蹩脚的装饰。
这位司机显然不喜欢这些花盆，对於即将到来的八月八日则抱有某种担心。「那时候，我要在四环外待著，如果在城里拉活，万一被谁投诉了，惹一身麻烦。」他说。
我多少理解他的感受。为了这场体育赛事，他们被要求学习英语，被要求遵守更为严格的纪律，要把车内擦拭得更乾净，而一旦被某位「外宾」投诉，那麼会有特别的麻烦……总之，它不是一场盛大的Party，而是充满了新的限制。
他对此不屑一顾——为什麼因为外国人来了，就要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他发现甚至外国人也遇到了麻烦，「我的一个做服装生意的意大利朋友拿不到签证了」。他将此理解成我们缺乏信心，甚至将此回溯到更远的时代。「在朝鲜时，我爸的一颗子弹过去，那些美国大兵也倒下去了」，他的父亲是一九五零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老兵。
这个小小的插曲，是此刻北京情绪的某个切片。在外来者面前（尤主要是白皮肤的外来者），我们似乎仍手足无措。因为骨子里的傲慢，他们觉得别人应该尊重我们；但在现实中，我们又对自己缺乏信心，所以试图取悦别人；於是，别人的忽视会带给我们愤怒，而别人的讚美，则没有增加自信，带来的只是自得与傲慢……
「优越感」、「脆弱性」、「羞辱感」，英国前首相玛格丽塔。柴契尔（撒切尔夫人）曾这样分析过中国的心理。优越感来自於她独特、漫长的传统，她一直自认居於世界的中央；而脆弱性则同样埋藏在歷史深处，不管中华的文明多麼灿烂辉煌，但在更野蛮的外族面前，它经常难以抵挡，汉朝要与匈奴和亲，宋人最终被蒙古人吞併，而精緻繁荣的明王朝还是被塞外的满族人取代；
羞辱感则更多的来自这一个半世纪——不管塞外民族带来的记忆多麼不悦，但它们似乎都最终被融化到更大的中华文明之中去了，但是西方人的到来，却彻底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他们没有被我们融合，也没有震惊於我们的繁荣与先进。
此刻的中国，矛盾重重，昔日的记忆与习惯时时困扰著我们。期待北京奥运会成为最盛大的赛事，邀请世界各国政要的出席，像是昔日的「八方来朝」的回应；对於外来者的特别殷勤，不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怀柔远人」吗；而「怀柔」的本质，则又是一种多麼深刻的不信任——我从未真正信任你，也不会将你平等对待。
一个世纪前，外来者生活在租界之内，表面看来，他们获取了特权，但对於中国统治者而言——这也是防止你进入我们的最好方式。二十年前，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仍要居住在「外交公寓」，在友谊宾馆买东西，它不仍是租界概念的延续？而现在，或许外来者已经四处可见，但是他们仍被严格的区别对待，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他们都被称作「老外」。我们本能的不信任他们，当重要事件来临时，我们既渴望他们的喝采、讚扬，又期待能够迴避、控制他们——以免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会很有可能会演变成这样一个结果——中国渴望让人们看到一个繁荣、强大、不断进步的新国家，但在聚光灯下最显著的却是她依旧陈旧的思维与习惯的巨大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