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藤誉手持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
今年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之际，中台双方围绕国共两党当时谁才真正抗日发生争论。
虽然在中国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时，日本各大传媒均指出，在抗战胜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诞生，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抗战的主流不是中共，但日媒也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共军在抗战中的表现。
今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作者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远藤的这本书在出版后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国民的关注，一个月内增印了5次。
日本《每日新闻》、《富士晚报》等媒体也就此书发表了书评，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等更邀请远藤介绍其这本历史书。
远藤誉的书《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正以一个月增印5次的速度在日本畅销。
远藤誉的书《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正以一个月增印5次的速度在日本畅销。
BBC中文网则成为了专访远藤誉的全球首家中文媒体。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她是读了《潘汉年传》等中国书籍后，开始怀疑中共的解释，然后着手准备写书的。她希望通过日本方面的资料来解开有关疑问，而结果则令她自己也震惊了。
中共特务与日本特务
《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叙述说，“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接触”。
远藤收集的中方资料对此解释说，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
但远藤收集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则明确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远藤的书详细记述了1932年作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情报部副领事的岩井赴任后，因汉语流畅，负责接待记者中日双方20多名记者，包括后来被称作“五重间谍”的新声通讯社中国记者袁殊（袁学易）。当时中共报章上不时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获悉。岩井还建议在上海加强收集情报工作、并获准设置了“公使馆情报部”。
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国民党逮捕的袁殊，更增添了两人交情。岩井虽知袁殊多重间谍身份，但不介意并援助袁殊再次留学日本，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回到中国。岩井本人也在1937年回国，1938年2月重返上海，目的是“早期结束军方挑起的战争”。
共产党人与岩井公馆
2002年旅美中国学者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也根据中文资料叙述中共向岩井出卖国民党情报得以壮大的史实。
岩井在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内部情报，寻求“讲和”的机会。岩井全权委托袁殊组织新党，并说：“为了达成全面和平的共存共荣日中新关系理念，不光是党名，还要以真正理解这一理念的民众、知识分子为对象，前身是蓝衣社、中统团、以及其它党派相关者，共产党员都不要紧”。
结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而所有经费由岩井取得公使馆情报部长河相达夫同意，由日方支付。不过最终新党运动演变成“兴亚建国运动”，并在袁殊建议下，兴亚建国运动总部起名“岩井公馆”。
这个时期，袁殊还把匿名为胡越明，直接在毛泽东指挥下从事特务活动的前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介绍给岩井，袁殊形容潘汉年地位相当于周恩来（中国前总理）。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写首次见潘汉年的印象是“非常稳重的知识人，却又是潇洒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并回忆说，此后每次都是潘汉年求见、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情报，且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
日本情报费资助中共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
当时，2000港元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费，最终这笔可观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远藤在书中指出“这就是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著书《中共壮大之谜》的中共壮大理由”，而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1937年，面对入侵的日军，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希望抗战，但毛泽东则坚持只拿出10%兵力用于抗战。岩井《回想的上海》还披露，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的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把该建议转手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接触。
曾著书谈在华经历
远藤1941年出生在中国长春，父亲在长春经营自己研制的戒毒药品“吉福德禄”的制药厂，父母都是日本人，本来还有哥哥和弟弟。但在1948年八路军围困长春之战中，远藤的哥哥和弟弟都饿死，而她也几近饿死并遭遇流弹受伤，导致两臂残疾。
1953年，12岁的远藤回到日本，又受到日本本地人的欺凌。她取得物理学博士以后，从1983年起从事指导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至今，并从那时起还兼任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教授，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1983年远藤在日本出版《不合理的彼方》，自述其当年在长春的生活经历，获得《读卖新闻》女性人类记录优秀奖。
后来，远藤应《读卖新闻》邀请，在1984年再著书《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描述她在中国12年的苦难经历。90年代，她希望此书译成中文版，可是中国出版社一直以“过于敏感”的理由拒绝和拖延此事，去年她觉得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下去，于是选择在台湾出版中译本。
“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我对中国爱恨交集，但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说，《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最大的难题是找日本有关岩井的记载，我去了外务省和防卫省研究所都找不到，后来在网络上偶然看到岩井出版过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于是开始找，并终于在网络上买到，我如获至宝！现在觉得我小时候没饿死、活到现在，就是为了找到这本书”。
当记者问到，日本是否也刻意抹去当年岩井与中共合作的记录，远藤则说“不是，岩井对中国来说重要，但日本当时对他重视不够”。
对于台海两岸官方有关谁是真正抗日力量的争论，远藤表示“日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在防卫研究所里看战史资料，厚厚的一本防卫研究所编写的战史资料，居然是引用中共党史来编写，简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才要挖掘真相，来填补真实的历史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