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法律系副教授、占中发起人戴耀廷）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政府要有效管治，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单靠强权或收买，即使能在短时间维持得到政权，但那是缺乏可持续性的。因此，当一个政权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必须想方法去得回人民的信任。若有民主选举的制度，举行选举可测试选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有多高。不能获人民信任的政府就会在选举中被换掉。这可说是政治管治的常理。
但在香港现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梁振英政权却违反常理地，不去理会港人对他的不信任，完全不去想方法赢回港人的信任，反去挑起更多的不信任。最新近的例子，就是在港大学生、教职员及校友强烈反对李国章出任港大校委会主席下，梁振英仍是运用校监的权力委任李国章。这样不理会大部份持份者的想法而强行作出这样的任命，明显地他不单是不听民意，也不只是不理会反对，而是着意要挑起争端。这样不合常理的做法背后有什么道理呢？
当然梁振英不是疯子，他的所作所为必有其原因的。梁振英不是不明白上述的政治管治常理，但问题是他有自知之明，由他上任那天，已有四十万人上街叫他下台。加上在过去三年，尤其爆发了雨伞运动后，他知道无论做什么，基于他的「原罪」，怎也没办法取回港人的信任了。再且，特首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能否连任，关键是北京政府是否觉得他有价值，而非港人是否信任他。
既然没法取得港人信任，而人民信任又不是直接与他能否连任有关，故与其想方法重新争取港人的信任，不如向北京政府证明他的存在价值。梁振英的估算是香港社会的纷争越是激烈，北京政府就越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来当特首，忠于中央又立场强硬。这就是梁振英政权主动去挑起争端的不合常理行为背后的道理。
梁振英的如意算盘有其道理，假设的是北京政府不看港人是否信任特区政府，而只看特首能否力压香港的反对声音。不过，梁振英最近到北京述职，习近平一方面表示中央充份肯定梁振英及特区政府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梁振英，特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团结社会各界。主动挑起争端肯定不是团结社会各界应该做的事。
这假设能否成立，可能连梁振英也没有十成把握。或许，连北京政府也还未确定长久的对港政策，因最终还要看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能否令泛民保不住立法会三分一否决权才能决定。在与梁振英会面时，习近平还说一国两制的实施出现了新情况，香港和国际社会都有议论，他强调要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种说法可以有很多不同解读。
挑起社会争端力求自保
但梁振英也没有太多选择，因他手上并没有太多政治筹码。可以想像在他余下的任期，从退休保障的咨询、标准工时的讨论、版权条例修订、基建超支、一地两检、公安过境执法等争论看，就知道梁振英政权不可能在管治上能有任何成绩。因此，梁振英也只能在此时候把所有筹码押在这不合常理的道理上，继续挑起社会的争端，力求自保。
在香港不正常的政治状况下，港人不幸地被梁振英逼上抗争之路。相信没有人愿意无缘无故地走上街头抗争，大部份人都希望可以透过理性讨论去达成社会共识，但面对一个不正常的梁振英政权，凡事要挑起争端，而不是要想方法取得人民信任，港人走上抗争之路，也是无可奈何。惟有能在香港建立起民主选举，香港的政治管治才有机会回到常理，能得人民信任的政府才可以有效施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