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昨天习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同时也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会议没有说明是谁代表这些单位的党组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不难想像，汇报人应该是代表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张德江、代表国务院党组的李克强、代表政协党组的俞振声、代表中央书记处的刘云山以及高法的周强和高检的曹建明。
在此以前，有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大都与应对突发性事件有关，例如讨论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处置新疆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等；或是研究专项工作，例如讨论经济工作，重要全国性会议的准备工作，纪律检查和巡视工作等等。 而由担任“国级”中央机构的党组书记的常委们集中汇报工作的报道近年来只出现过两次。两次都发生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类似的上次常委会是一年前的一月十六日召开的。
看来，在习近平的任期内，由其他常委分头向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央常委汇报工作已经成为一项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集中听取有关中央机构党组汇报的新闻报道的用词都是类似的，都是强调会议是“全天”的，以突出强调这类常委会的与众不同；也都反复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两次会议更是突出地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这两次看似寻常的政治局常委会实际上是中国最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晴雨表。它表明习近平正在有意识地拉开他与其他政治据常委们的“政治位差”，更加突出他与其他常委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本来，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闭会期间，政治局常委会代表它们行使最高权力。政治局常委之间是平等的，正是为了突出常委之间的这样一种平等政治地位，中共才专门取消了主席、副主席等位，而改设一位总书记来召集会议。
这种意在显示常委们地位平等的格局从来都不是政治现实，政治局常委们的政治权力从来都是被它们背后的政治实力左右的。两个最为极端的例子分别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年。一九八零年代，非政治局常委的政治老人们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前后两任总书记，并且对其他政治局常委们握有当众斥责和罢免之权；而本世纪初的胡温时代，政治局常委们则是各据一方，成为各自的独立王国的不受制约的“霸主”。
习近平上台已经三年，中国政坛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胡温时代的“弱主政治”格局正在改变，习近平正在将各项决策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通过强调党的领导来加强政治局常委对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的领导地位；然后通过亲自担任党内成立的各类领导小组组长的方式将“党的领导”变成“总书记的领导”。本来中国的人大和政协都是政治花瓶，唯有国务院是具有实际管理权力的部门，但是在习近平时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成了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最弱势的总理。经济管理的权力也集中到了习近平手中。
其实，最高政治领导人集中权力并不是一件坏事。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也就担负了全部的责任。现在的关键在于，集中了绝对权力的习近平将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中国是一个大国，最高领导人担负有制定政策和推行政策的政治责任，但是政策的执行却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完成。习近平目前推行的惩治腐败官员的运动正在使得这个官僚系统与他本人日渐疏离，甚至有可能走向对抗。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习近平真地敢于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他的集中权力将是注定失败的政治死亡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