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下中国，据说是躬逢盛世，所有的丧事都会自动变为喜事，所有的灾难都有益于“兴邦”。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
——鲁迅
——鲁迅
“以万物为刍狗”的天灾，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祸，特别是“视孩子如草芥”的人祸，犹不可赦。川震中七千多所中小学校舍的倒塌，上万孩子葬身于豆腐渣工程。孩子之死的震撼，绝不亚于大地震的摧毁。于是，校舍豆腐渣变成海内外瞩目的大问题，问责之声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死亡孩子的家长们的含泪责问尤其痛切：要让那些幼小的亡灵得到安慰，就必须让自己的孩子死得明白，让那些黑心承包商和腐败官员受到惩罚，让校舍质量纳入法治的轨道，以确保此类悲剧不再重演。由于当地官权对家长们的问责采取敷衍甚至压制的态度，家长们开始以集体请愿的方式表达诉求。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独裁中国，由于官权与民权的严重失衡，由于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民众的权益诉求得不到体制化表达，更得不到体制化的舆论救济和司法救济，走投无路之下，权益受损的民众只能诉诸于体制外抗争，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大都是这种体制外抗争。
基于保住乌纱帽的利益驱动，地方官权向来害怕群体性事件，总要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弹压，先用劝说和收买的软办法，不起作用后就用分化和镇压的硬手段，甚至动用黑社会力量来“平事”。对于川震中死了孩子的父母们的请愿，当地官权企图通过软硬两手加以阻止。在动用警察的硬手段的同时，也要用悲情劝阻的软方法。先有绵竹市委书记四次当街跪求请愿家长，后有文人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家长”。虽然，官员之跪和文人之劝，皆是企图以悲情之态阻止家长们的请愿，但两相比较，官员的下跪，不管真假，起码做到了表面的谦卑——以屈尊之态来打动请愿者。而文人的劝告却拿大道理压人，冠冕堂皇的泪光中闪动的却是冷血。与其说是悲情的劝说，不如说是居高临下的指责；与其说是体恤灾民的动容，不如说是文化戏子的“鳄鱼泪”，其底色不过是奴才式的聪明。
从古至今，中国御用文人的无耻是没底的，在争宠竞争中，比的就是谁的脸皮更厚。而当下中国，据说是躬逢盛世，所有的丧事都会自动变为喜事，所有的灾难都有益于“兴邦”，御用文人又怎能不在盛世中前赴后继地献媚，怎能放过丧事变喜事、多难兴邦的大好时机，在众目睽睽之下来一场比媚竞赛。就在网民痛斥余秋雨无耻之时，又出来个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他的心胸比“三个代表”更宏大，居然要代表死于地震的亡灵立言，写出《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这首除去标点还不到80个字的词，完全继承了由“汉大赋”开创的阿谀文风，满篇都是“主席”、“总理”、“党国”、“民族”、“十三亿”、“军叔”“警姑”、“奥运”。面对如此壮观的救灾场面，埋在废墟中的亡灵怎能不“纵做鬼，也幸福”！又怎能不梦想在地下“看奥运，同欢呼”！
把灾难讴歌成庆典是独裁中国的救灾传统，王副主席的词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当代典型，其脸皮之厚和无耻之勇，确实超越余秋雨的“鳄鱼泪”。然而，奴才也有智愚之分，献媚也有高下之别。愚蠢的奴才大都五音不全，常常让颂歌跑调；聪明的奴才则嗓音纯正，唱得高雅委婉。听王余二奴才的颂歌，便知王愚而余智，其献媚技巧之高下，毒化社会的效果之大小，天壤也。
王副主席有胆无谋，一颗红心，只顾献媚，却全然不顾社会效果，其喜庆式媚笑过于赤裸，结果弄巧成拙，只能招致清一色的反感。而余秋雨智勇双全，既摸透了圣上的心态，也充分考虑社会效应，其悲情式含泪媚态，犹抱琵琶半遮面，委婉含蓄的“鳄鱼泪”，化毒汁于无形，还真能赢得一部人的支持。
也许，二奴才之别，源于王副主席的稚嫩和余秋雨的老道。王毕竟是第一次现身于重大公共事件，也就只能靠赤条条的肥胖来扬名。而余已经在“文化媚旅”中跋涉数年，历练出一副好奴才的娇俏身段，每次登台作秀，都能赢得王公贵族的掌声。
余秋雨劝告之恶毒，就在于他用眼泪来输出最恶劣的观念——几千年未变的国家主义逻辑。在中国，这种国家主义逻辑，古代是“为圣上分忧”家天下逻辑，当代是“为党国分忧”党天下逻辑：制造敌人、党国至上，权力冷血，奴才谢恩。
首先，党国逻辑就是制造敌人的逻辑。尽管，如今的中国早已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已经是世界眼中的“崛起大国”了，但余秋雨的警惕性很高，透过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还是看出了“我们的敌人遍天下”，特别是在党国“空前团结”、“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奉献大爱”的全民救灾中，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更要“鸡蛋里挑骨头”。于是，余秋雨向请愿的家长们发出警示：“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借助豆腐渣工程来进行反华宣传了；“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等着党国出错。为了加强他对“反华媒体”、“历来不怀好意的人”的指控，他还归纳出四点诬陷性的说法：“1、是天灾，更是人祸；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余秋雨不愧经过文革御用写作班子“石一歌”洗礼的写手，他对于党国利益之所在，甚至比中共新闻发言人还敏感、还有责任心，也更熟悉用大帽子压人的套路。他先用请愿家长的情绪激烈和警察的态度温和的对比，来凸显家长们的不讲理和党国警察的讲理。次用正在为反华势力提供炮弹来恫吓请愿的家长们。在中国，谁都知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即便不进班房，也要遭受其他惩罚，党国卫道士更要强加道德污名。余秋雨的“含泪劝告”，已经给请愿家长们扣上了“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的大帽子了。
我不知道余秋雨心目中的“反华媒体”是哪家，也不知道余秋雨眼中的“历来不怀好意的人”都是哪些人。但余秋雨的这类虚拟指控，非常符合虚构敌人的党国逻辑。余秋雨的指控对今日党国的价值在于，在官权统治效力大幅度下降而民间权利意识大规模觉醒的国情下，党国官员也未必敢于公开发出这样的恐吓，而余秋雨不但想党国之所想，更敢言党国之未敢言。君不见，绵竹市委书记在劝阻请愿家长时，宁可四次当街跪求，也没有给家长们扣上“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的大帽子，但余秋雨却拿着大帽子招摇过市，真可谓党国的“好奴才”。正如鲁迅所言：“哈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其次，党国逻辑是“恩人政治”。在中国，天灾后的救灾也好，人祸后的平反也罢，都是“皇恩浩荡”、“感恩戴德”和“歌功颂德”的大合唱。
不错，胡温政权在救灾中的表现比SARS危机、大雪灾时要好，特别是温家宝的快速反应和奔走各重灾点，固然留下令人感动的时刻，也得到了外国媒体的普遍赞扬，但那不过是胡温的职责所在，并不能成为民众匍匐谢恩的资本，更不能成为党国大员高居救世主地位的理由。
的确，大陆媒体在此次大灾难的表现远胜过以前，但本质上仍然是党国“喉舌”，只看看官方主要媒体的救灾报道，仍然是令人作呕的歌功颂德。党国大员前往灾区几天，主要新闻时段的头条就都是他们的面孔；军队在重灾区的救灾行动，在媒体上都要变成闪亮的“军功章”。“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子弟兵”的声音充斥媒体，而灾民的问责之声和家长们的请愿却被遮蔽。遭遇大天灾之中国仍然重复着制度性人祸。
在此背景下，余秋雨的劝告中所浸满的，与其说是悯民之泪，不如说是愚民之尿。他先拿十三亿和国家说事，胡说什么“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次拿佛教说事，瞎瓣什么“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我不知道十三亿人是否都对“丧子之痛”感同身受，也不知道死人变菩萨的玄妙佛理，但我知道，大地震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家破人亡的灾民，当最为紧急的救人阶段过去之后，在接下来的救灾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和抚慰死难者家属的心灵。而对于自己的孩子死于豆腐渣工程的家长们来说，最大的抚慰不是经济补偿，而是彻底查清这类人祸的原因，依法严肃惩办主要责任人。
然而，中国特色的救灾必定是党国至上，党国总理喊出“多难兴邦”口号，已经巧妙地把受灾的主体由灾民转化为“邦国”，把民众受难和举国救灾转变为“兴邦”。由此，灾民变成凸显党国恩德的道具，救灾变成实现党国兴盛的工具，余秋雨的劝告正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在余秋雨的劝告中，读不出任何“感同身受”，只能读出敦促家长们快快“谢主龙恩”：那些死于豆腐渣工程的孩子，即便死得再冤枉，家长即便再痛心，现在也该知足了。因为胡温政权为大地震的死难者举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享受到如此“最最最”的礼遇，你们只有感恩戴德的义务而没有追究罪责的权利。
何况，躬逢能够“坐稳了奴才地位”的盛世，如果享受了“最最最”的礼遇还不知足，还要请愿追究，那就不配做党国的奴才，也就不值得党国的体恤，结果恐怕是连现在的奴才地位都坐不稳了。
第三，党国逻辑是推卸责任。每有天灾人祸，面对民间的问责之声，党国体制的应对大致采取两种策略，一是软功夫，尽量寻找借口推卸责任；实在推卸不掉的，先用经济补偿封口，再找两个低级官员做替罪羊，而涉及党国体制的实质性问责必将不了了之。二是硬功夫，对于那些不依不饶的执着问责，党国必然动用专政机器进行压制，一面封锁相关信息，一面对不服从者实施暴力封口。
余秋雨是文人，当然不可能派警察压制请愿家长。他最擅长的是软刀子杀人，用貌似合理的说辞帮助党国卸责。他先用“过程论”来安抚请愿家长，劝他们别着急，慢慢来，等救灾大业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再追究责任也不晚。他说：“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次用“大天灾”不可免和国际专家的说辞来为党国卸责：“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
第四，党国逻辑是“国家荣誉”至高无上，高于个人、也高于生命。为了维护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个人权益轻如鸿毛，草民生命也算不了什么。所以，当家破人亡的家长们化悲痛为问责之时，余秋雨却要求他们化悲痛为牺牲。在余秋雨看来，大灾之后，与党国关注的堰塞湖、卫生防疫、大量灾民安置、人口大幅度流动等问题相比，家长们的丧子之痛算不了什么。只有把“党国荣誉”放在首位，让个人诉求让位于政府救灾的大局，家长们才称得上“识大体、明大理的人”。而在党国忙于救灾的时刻，家长们的群体请愿，往轻里说是闹情绪、使性子，是不识大体不明大理的小肚鸡肠；往重里说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罔顾党国大局，不体谅国家和政府的难处，结果只能给党国添乱。
为了让自己的党国逻辑更有说服力，余秋雨还给家长们戴上“杰出表现”、“主人”和“最高荣誉”的高帽。什么“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什么“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也就是说，为党国大局计，就必须把救灾的“动人气氛”保持下去，以“防止历来不怀好意的人”的破坏。为了“动人气氛”的保持，家长们就应该逆来顺受、忍辱负重，而请愿问责就是“横生枝节”，给“历来不怀好意的人”的提供攻击党国的把柄。
余秋雨为了党国利益的免受危害，他不光会用“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的大帽子吓人，还会用“杰出贡献”、“主人”和“中华民族最高尊严”的高帽哄人，真可谓“棒杀”和“捧杀”的双管齐下。
余秋雨恰恰忘记了，中外的灾难历史所提供的主要教训有二：1，再大的天灾和再难的救灾，政府的救灾职责并不能成为牺牲国民基本人权的理由；即便是政府救灾做的很好，也不能构成强迫灾民出让基本权益的理由。因为，全力救灾和尊重国民基本人权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为了救灾而牺牲国民人权，不仅是政府的严重渎职，而且将继续制造远比天灾更恶劣的人祸。2，人祸比天灾更可怕。因为，天灾难免，人祸本可避免却没能避免，特别是国家权力制造的人祸，无疑是道德之恶与制度之恶的叠加，必须进行追究。而国家权力仍然用权力强制来掩盖这种人祸，就是恶上之恶。
救人、捐款等善举是救灾的第一步，化悲痛为问责是救灾的第二步，而且是推动制度改革、防患于未然的最重要一步。只有充分的问责、透明的信息和动真格的追究，才能让大灾变成制度改革的动力，也才能让重建家园的过程变得公正、高效、温暖。所以，对大地震凸显的豆腐渣工程，无论是社会各界的问责，还是学生家长们的请愿，非但不会影响救灾和重建，反而是救灾和重建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汲取教训的角度讲，揭开豆腐渣工程的黑幕，追究人祸的责任人，是远比物质上的重建家园更重要的重建。因为，在这样的揭露和追究中，冤死的孩子亡灵得到安慰，灾民的正当权利得到尊重，灾民的权益诉求得到表达，灾民的权益受损得到救济，由此带来社会正义的伸张和制度改善。
此次举国救灾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也涌现出一些救灾英雄。然而，在当下中国，党国体制不变，政权的贪婪也不会变。于是，中共的救灾，既要忙于自我表扬，也要忙于自我遮丑，救灾中的人性光辉必定要被“伟光正”据为己有。所以，经过短暂的民间自发的救灾和媒体突破禁令的报道之后，救灾及其报道都被纳入党国逻辑，按照几十年不变的陈旧惯性运行。党国主旋律要求正面报道为主，媒体上的英雄主义就泛滥成灾。救人不是基于人性之善，而是基于党国的伟光正和胡主席温总理的教导，而当自发的人性光辉变成党国脸面的贴金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主旋律越突出，可信度越低下；道德调子越高亢，英雄越廉价。
在党国主导的英雄主义赞歌中，甘当党国卫道士的余秋雨，也应该算是“另类英雄”，为了党国大局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专门向冤死的“孩子们瞪眼”的“英雄奴才”。
2008年6月20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