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当局驱逐的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在返回瑞典后表示，他担心仍被中国当局关押的三名同事和好友的安危。
达林用瑞典语对瑞典电台说，“当然我很高兴能够回来，但是我的三名同事和好友仍被监禁，看不到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达林没有说出这三人的姓名。达林感谢瑞典大使馆在这个案子中提供的帮助。
此前，35岁的达林曾被中国当局关押3个星期。他说，他的女友已经获释，未被指控，他本人获释是基于健康和外交原因。
他说，“这意味着，对我的指控仍然有效，如果我返回中国，会因此罪而受审”。
达林1月3日被捕，并被中国政府指控在中国经营一个未注册的权利组织，因而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干扰敏感的司法案件。
在被捕前，达林是“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说，该协会成立于2009年，通过为中国的公益诉讼提供培训和支持，促进中国的法治和人权发展。
美国纽约大学法律教授孔杰荣说，在达林的同事获释前，他们仍然受到达林言论自由的制约，从而加大了了解此案重要性的难度。
孔杰荣星期二在他的博客中坚称，达林上星期二在中央电视台视频中的认罪，反映出他在被关押期间与当局的合作，因此才出人意料地获释，获得宽大处理。
在中国央视的视频中，达林承认他的组织所谓的违法行为。他说，他曾提供资金并且支持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和活动人士幸清贤。幸清贤把被关押的人权律师王宇的儿子带出境。
不过，香港大学中国传媒计划研究员戴维·班志远称，中国公开羞辱的做法是“政治恫吓”—这是对受害人的一种惩罚和一贯的羞辱方式，是这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国家表达什么行为不能被接受的强有力的方式。
他说，最终，中共的目的是镇压异议人士，与认罪本身相比，所谓的犯罪的重要性要次之。
对此，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张登及表示认同。他说，中国已明确表达其态度，达林及其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同事越过了红线。
张登及说，“中共的政策收紧了，红线自然也就收紧了。这对在政治（服务）行业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与人权议题有关”。
他说，“这也向其他行业的非政府组织发出警告：别来干预我们的敏感事务”。
张登及还表示，中国承认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治理方面的作用，认为这能补充国家下降的执政能力。但是他说，在涉及到他们认为可能会破坏中共合法地位，引发社会动荡的根源时，当局就会采取强硬路线。
他说，因此，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仍然有运作的空间，尽管一些没有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必须面对非常危险的环境。
清华大学此前的估计显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超过300万，其中正式注册的仅占15%。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在1万个左右。
国际人权服务中心东亚项目经理莎拉·布鲁克斯说，达林的案子凸显出“中国的长手”。中国的影响力现在似乎已经扩展到境外。此前，中国的邻国泰国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中国的异议人士。
她说：“在维护党的意志，落实他们的命令方面，中国的公安机器实际上是无视边境限制的。”
不过，她表示，这样恫吓的结果只能会伤害中国自己的民权发展，不论是劳工权利，或农民工和经济困难儿童的教育。
这个总部在日内瓦的人权组织经理表示，“坦率地说，政策和法律，以及通过明目张胆的恫吓手段，阻止非政府组织去组织，或者人权捍卫者从事他们工作，对于中国为落实其宣称的优先权利所做的努力，只能起到破坏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