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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上暧昧的抗争，对中共和民间都是双刃剑，结果都不是不确定的，到底对谁有利，说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逃离，跑掉，甚至从城门骂阵的迷思中跑掉，跑掉是当下唯一没有暧昧性的民间行动。是为“发现行动”。总是有民间行动的，只是在我们眼界之外，在我们之外。
何谓发现行动，就是利用自己已有的话语资源把我们之外民间爆发的，有生长力增值能力的民间行动，推荐到公共舆论舞台上，获得关注和媒体资源，而不是天天围绕共党体制和代表人物，天天批判。议题设置上需要范式跳跃变迁。批判共党的，是无用功，是明珠暗投于黑洞，其所做努力会被黑洞吞噬。没有行动，批判共党无意义。
批判共党，就会滋生对共党或者从共党内部假装撕裂为民主力量的人士的期待（例如胡赵崇拜），产生投射现象，是斯德哥尔摩症的体现。而批判共党，把希望寄托在民间的和自己们，也没法有主体性，需要各种鸦片来支撑，对人数积累和主体性建设，缺乏自觉之心。总之，批判共党已经成为宗教信仰，而不是现实的民间政治，产生了很多希望和绝望，却无能对此进行归属安置，从而变为共识的方向。
民间要分层次并促成流动，有极端的政治化，有去政治化的法律运作，有体制内对民间的同情话语，好几种层次叠加。只有扁平的一个层次，单平面的一个立场诉求，是愚蠢的。可以要求立场升级流动，但不可要求立场统一。
总之政治运动的手段与目标，不能统一于立场认识。各种方案这个需要事实和成绩来证明。不用说服，乃至强迫。不同的路径，就有相反策略立场的质疑。不要想统一一立场，可以去挖掘事实和成绩。目标是同一的，但关于抵达目标的路径，策略和方法的意识形态，却是纷纭多路的，犬牙交错甚至截然对立冲突非此即彼的。成绩能证明自己的方案在一定限度内是有效的。
几乎无法提供路线图，谁都无法担保自己提供的路是会成功的，我强调的是在路线的无数，党派与思潮的多元，然而必须在其上有一个拱顶石或者压仓石，那就是民国宪法。必须行动以及在行动中遵守宪法，至于策略与路径，不同的党派可以认为自己是最有可能的。这是宪政底线。
我们的事情就是在没到逃离的时候折腾，到应该的时候逃离，寻找下一个绿洲。游牧民族。逃跑是个火车头，而陷进去的，只能是人满为患的车厢，火车头一跑，就带动了，这是2003年后维权对于之前启蒙运动的经验。陷在中共体制合法性所暧昧的车厢里面，一个容易再次体制化或者精神上体制化，不能出轨为行动，行动就被灭。另外一个，是猫玩老鼠的悲惨游戏，而且意义生产由中共赋予，也就是依靠中共的抓人镇压封神榜。“709律师大抓捕”一抓，吓住了势头，虽然对共党有反噬，共党受得住。可是民间那点可怜巴巴的积攒又耗了。
我们民间光给共党算命不够。对共党的分析，是一种不得已的，是为了怎么办，为了解决“怎么办”，基于这个目的，才去分析共党的统治手段。也就是对共党运行单独分析智商再高分析再好，又啥用，说了一堆数据，然后投射下自己的欲望:共党快奔溃了。
这个通过吸“黎明前的黑暗”鸦片自我安慰没用，又不是吸一次两次，几十年下来都成毒瘾了。然后要么与共党一起死，为之陪葬，要么干瘦得自己都不像一个人。
没得跑的，就内心移民，例如做基督徒。只要不去依靠共党要点什么，就不会作为共党的合法性分子。打魔兽游戏的小孩，对民主的作用说成等于零吧，但至少要比去批判共党，去填黑洞的负数要强。
在共党统治内和外，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在大陆，要想自己行动，做点什么，只能是无边的绝望，一动弹就打压来了。但是在台湾，新世代的年轻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也许大陆的希望在于新世代，因为他们对中共无所求，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于我们生活的熟悉世界之外发现行动
正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夜里只能在路灯下找钥匙，而争夺钥匙的对手也是一样，而往往都没法找到。而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更可能是钥匙藏匿之处。
当前的反宪政潮流，让我想起德国法西斯之前的魏玛共和国，有着强大的反民主潮流，这股知识精英把民主宪政道德化，从而贬低的潮流，铺设了法西斯之路。不同的是，反民主潮流针对颠覆魏玛共和国，与反政府力量共振起来，而反宪政维护现专制政权，没有反政府力量支持，白搭浪费时间。挑战政府是现代社会的力量所在。
我把中共对大陆的统治权，借用马基雅维利说法，说成武装的先知，既有军事征服获取的战利品的权力，也有启蒙政党先知教导的权力。用到科耶夫的“主奴辩证法”，前者也是可以建立主奴契约，通过几百年长期演化变为平等。后者是神权父权，能降低其强制性，变为商业交换服务关系。好像也行，就是时间太长不可承受。
当行动和作为行动扶手的主义，对解决方案的预设前提与结果，和抵达目标的可能性 ，来个釜底抽薪的时候，反宪政潮流的他们要么当做对他们的人身攻击或人格否定，要么就当做对共同目标的否定，退回目标进行反击。他们的权威性人格与私人欲望都在目标的正当性阴影中藏着，把自己神化，把具体解决方案宗教化绝对化，也就是建立明或暗统治关系。
放入民国奠基大视野内，毛泽东及其儿子毛左毛右身上，民国目标与登峰造极的明或暗统治关系，二者之间张力最为清楚。
中共体制只有完成一次回光返照，才能断气，而回光返照就是法西斯化总体性恢复。我发表了《太子党执政是最后的回光返照》后，海外流传的一篇习近平在全国人大内部会议中讲话，习近平说最近有人说我们是回光返照，我们不理他，干我们的。海德格尔说，极权主义要灭亡，需要最后来一次总体性恢复。我们得承认凭着我们的力量击垮不了中共，但我们可以通过刺激其总体性的恢复，为他送终。维权刺激了维稳，造成费用不低于军费的低烈度内战。总体性的恢复，就意味着加剧与社会的对抗，意味着过去政权吞噬整个社会的恐怖记忆逼近。从维权运动到民国当归，就是这样一条刺激中共总体性恢复，自己不堪重负断气的路数，以民国国体和大陆民间社会的合二为一，就能最大刺激以习近平以毛崇拜来顶替民国国体的缺失，维护党国对国体的僣越。这种维稳进一步促成民国国体与大陆民间社会的融合。也只有这种融合，才能免于中共极权主义总体性恢复最后回光返照的殉葬。
“怎么办”，到底应该怎么说希望，我们自己和目标之间的关系重建。重组希望与绝望的光谱。八九后，早知道不知道宪政的问题，而是“还能怎么办”的问题。
把宪政目标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当做我们的认知问题；把实现宪政过程中的我们之间关系构建或者重构，当做伦理道德问题。就像把对上帝的信仰或神人关系，当做我们对上帝的认知问题，以知识僣越信仰；把神人关系中的人人关系，当做伦理问题，而排斥律法之治。宪政实现的危机中，一种知识论或知识分子认同，是世俗化巫术。就像耶稣多次言辞激烈地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希腊秩序瓦解，为了用纸张糊住钢结构的奔溃，出现的苏格拉底的“知识德行幸福”框架进行阻挡，也会在耶稣的射击范围内，尼采作为耶稣的敌基督使徒，就对苏格拉底柏拉图进行射击。
除非否认民间反对的政治性，还是在去政治化之内，否则只要政治性在场，就知道政治问题从来不是知识问题，也不是伦理问题。《古诗源》中有一句话，奔车之上无仲尼，复舟之下无伯夷。当恐惧和生命危险来临，必需性统治时知识无用，伦理何存。在毛的统治下，仲尼成了周恩来，伯夷做了告密者。知识-幸福和伦理，是一个庸众的世界，顶多成为君子，不足以面对开端和终结的危机，是掐头去尾的高贵谎言。当我们充满无力感，绝望，与宪政目标之间的距离遥远，看起来非我们之力能解决，此时把政治问题当做知识问题，伦理问题，不过是屡败屡战之继续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加上阿Q之精神胜利法。
八九后应该就这种分野，不能致力于回答我们自己“怎么办”或“还能怎么办”的关系重建，就只能在消费贺卫方于建嵘这样的体制内改革派身份，或者投射希望和渴望寻找“开明高官”。被身份消费为政改希望的，还是改革派，外号公知。起来强迫他们为立场奋锐的，彻底合法性决裂的，是为反公知的准公知，否定现体制的希望，但呈现暧昧性，不否定公知变为奋锐立场，决志抗争立场带来的改良希望，也就是倒逼政改。这同样仅仅是消费身份，和自己加入公知身份的渴望。对体制内身份的公知身份消费或反公知身份消费，都不肯回答一个问题，或者以巫术性信仰回答一个问题:是不是虚假希望，方案是不是抒情表达。
上次我在于建嵘老师家，说起他在天泽所的中共合法性演讲，我说我们年轻一代从您文章最后一段或者最后一句开始，前面的都不反对或者赞同，但是最后一段或者最后一句，就是空洞无比的暧昧和抒情了。他说是“怎么办”的问题。我说，对。
政改不政改，只能用赌的方式，才能讨论。并不是体制身份的消费或者学说主义启蒙表达能推动的，其作用归零或者负数，负数是说贩卖虚假希望。
记得2004年处关天茶社半月谈聚会请贺卫方老师，他讲他为啥要谈司法改革，就在于八九之后不能直接扑过去，得绕到后面。这是一种保守主义“怎么办”。从八九的政治退守到司法宪政主义，进可进退可退，带上法律面具又能有政治性又能敏感性降低，可以有较大的公共性。所以我以一个宪政学者身份建构。退到法政至少还在政治之中，不政治化还保持政治性。刘军宁和贺卫方主持的《公共论从》在九十年代至少有这种高度。退到文化和学术的，就冰凉了，例如汪晖的《学衡》。有次在高全喜老师的宴请，刘小枫问我说刘军宁还那么关注公共问题?
退到文化和学术的，其政治归属就变得可疑，所谓的独立性并不能阻挡“新左”和与体制和解的靠拢。二十一世纪的维权运动，是在九十年代的法政保存政治性前提下，展开运动和合法性论述的，与经济学启蒙和文化学术关系不大，正如我论述的，主要是分蛋糕中纠纷问题，经济学家退出，法政系上来。
都说宪政目标实现的希望，在新世代的身上，这也是一种批判之后的投射，而并不是内在于新世代的身上，也就是不具有代表权。相比较而言，老一代由于时代局限性，其推动受体制限制和受体制内在化形成的自我局限约束比较大，在推动的过程，对于我们内部关系的构建或者重构，不容易宪政化进行，而新世代更加容易宪政化构建和重构而已，然而新世代虽然认知和立场有所进步，但现实中所致力于行动的路径未必有所突破，还是会依赖于老一代的知识论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伦理框架。说的会不一样，做起事情会一样或者差不多。就像年轻人青春期的背叛，弒父情结发作，到了他自己做，与他父亲一样甚至为了遏制下一代的弒父情结，变本加厉。试图在推动宪政中有所成就的，都处在同一种政治能力被剥夺的中共统治体制磁场里面，都在一个染缸里，不管你是白人黑人，进去行动都会变为丐帮污衣派。不行动那行，可以假装自己很干净，是丐帮净衣派。不在行动的路径上有所开拓的，有所新发现的，再超过老一代的立场、认识、知识都是没用的，会重蹈覆辙。
发现行动，发现的肯定是民间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身份抗争之外的民间行动；官方的，体制内的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是同一回事，因为知识分子官僚权贵联盟，是个强大的有规定性能力的，能不动声色划分敌我的事实。当判定后者的行动和虚假行动的死刑后，就要挖掘前者的行动是如何导致或者接近胜利目标的。前者的行动，不能仅仅是行动者个人心灵的救赎安慰和身份建构，而且必须放在如何取胜的标准中衡量。民间就是胜利这个没错，还要看民间是怎么胜利的，前者是宗教信仰的，后者是行动的自然要求。
发现行动，谁来发现，发现谁的行动。试图推动政改的知识分子也说自己在发现行动，发现中共政改的行动，发现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得在社会面前装逼，是通过言说能推动政改的，因此维系了其知识分子身份，高人一等，被发现的行动是中共的政改，中共的政改从头到尾都是加强党领导的党建活动，因此发现政改等于意淫政改，等于政改渴望的投射，等于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由于行动不存，他们的“发现行动”成为鸦片或者海洛因。
我们的发现行动，是以毁灭或者瓦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重构体制外民间或者民国身份，来发现，这意味叛离与体制纠缠不清的知识分子集团，自上而下，加入维权运动和民国中，姑且默认原来知识分子的认知模式这么说。当民间的行动本身被发现，就意味着进入公共领域，在意义发酵，在公共性增值，那么行动者也会被带到知识分子组成的公共领域，也会被染色成准知识分子，而行动者会抛弃民间身份，披上维权人士等具有夹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中间色彩的身份外衣，也就是存在着自下而上。如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形成对流。既然行动本身有着要求胜利的渴望，那么自下而上的，就不能上到体制内或者虚拟的体制内知识分子领域，我看到民间建言献策的，就骂傻逼。需要从知识分子身份撕裂出去的，另外开辟一个供其他知识分子撤离逃跑的，供底层维权人士上升的公共空间，这就是公民社会与民国合一的领域。
发现行动是一种关系重建，在49秩序不断奔溃瓦解之后，致力于恢复正常秩序，致力于恢复49秩序之内的关系的，例如毛崇拜，例如邓崇拜，都不是关系重建，而是继续要正常关系摧毁。简单的说，49秩序以及恢复，是生病和吃药，是不正常的，吃药不是值得赞美的事情，也不是不正常的。而超越于49秩序之外和之上的民国秩序是正常的，人性的。
因此，关系重建是去共党化的过程，而在49年秩序之内，能够为民国秩序所能接纳的，就是知识分子和民众。民国是一个预设没有共党的民国，权贵和官僚必须被“斩首”，当做敌人和异质加以排除。因此，在民国尚未归临时，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就要关系重建，以排斥共党，先一步宪政化。知识分子与官僚的联盟不能再加入，因为它就意味着把本来需要赶走的共党再次邀请进来，“已经被微信群群主踢了，又再次邀请进来捣蛋”。
知识分子官僚联盟在民众面前代表中共，在中共面前代表人民，把两个都压下去，把自己的精神政治代表权树立起来，假装自己在领导中国前进，污蔑民众和中共结成联盟一起落后。这个王朝政治的遗民，就像巨大的病毒落在关系重建使命中间，就像发霉的大饼，又得吃又会毒死人。所以民间的发现行动，会是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拆毁，通过代表权的同业竞争，例如政党轮替和反对党制度，来宪政化知识分子对民众的代表权重建，例如维权律师取代文人，就变得是一种临时的商业契约关系，不再具有垄断性。这个需要自下而上的冲击和自上而下的下沉，二者之间对流。
中共对民间抵抗的手段和道义性高度的剥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耶稣所在的罗马帝国时代，也没法比，虽然极为相似。在大陆沦陷区的抵抗，与基督教信仰有类似的心理体验结构，只能是最低的个体性抵抗，目标不是触手可及，充满不确定性，个体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体能把握的，而只能依赖于从天而降的恩典或神迹，因此是民众抵抗的从大地涌出，和目标实现的从天而降二者之间的接近和合拢。
都只能是地下教会，并且随时被镇压或者被收买体制化，或者幻想被体制化收编，对自己的组织建制化充满挫折而绝望的无能为力感，也充满警惕，对目标的当下降临充满无力感，因此只能持非暴力的，个体的和平转型立场。原始的基督教会，只能将错就错，受罗马帝国进行抵抗手段剥夺和道义性高度剥夺，在承认这种现实条件的恶劣为前提，采取行动，传道和建设公民社会组织教会，花了几百年时间才最后与罗马帝国和解合一。中共如果也只能以这种启蒙和人心缓慢变化的方式被战胜的话，中共从一开始到终末都是永远的主人和胜利者。虽然大陆民间抵抗与基督徒信仰抵抗有着同构性，但必须超越基督教信仰抵抗的奴隶伦理，把非暴力和个体反对真理化，是一种赤裸裸的奴隶伦理，不仅是过去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还是九十年代的利益启蒙，还是二十一世纪维权运动中的网络启蒙，都幻想反政治或非政治的战胜中共，带有弥赛亚主义精神特征，就其允诺的遥远的战胜，遥不可及充满偶然的目标实现说成必然性，对当下的底层和八零九零后零零后，作为改革的受害者和改革成本的转嫁承载阶层，是骗局和鸦片，美好而过于遥远的目标没法得益，而现实中改革手段的恶果只让他们受害。这一些启蒙运动，带有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和解的主奴辩证法，也就是通过在政治上的奴隶伦理，屈服等寻求和解，友爱施加于敌人的态度，最后战胜敌人，扭转道义性高度亏空，成功价值重估。它把政治反抗内在化，仅仅成为一种立场:党妈阿，我们没法活了，都想造反了，你对我们好一点，好不好。
所有仅仅局限于立场抗议的，不管表现为多么决绝，都有这种投名状。所以启蒙和立场批判，都很容易妥协和屈服。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拯救者魔鬼和上帝都行，一般都是旷野试探中经不住诱惑的敌基督，有奶便是娘。在目标实现和个体抵抗之间，个体抵抗总是要担保目标是如何实现的，它的抵抗在抵达目标的过程中有什么作用，就像基督徒的信仰总要回答在上帝国降临中作用。类基督徒的立场启蒙批判抵抗，只能以自我为义，自我神化，自我膨胀的方式回答，而基督徒的，正是抵制了这种自我为义，让抵抗者内部变为和平，拿海外民运的内斗和法轮功团体的团结为例也可以说明。行动总是渴望胜利的，而立场则放任不管，对个体的自我实现采取投机主义策略。
行动总是渴望胜利的，因此一定要保证和清晰自己在目标实现中的作用。对于耶稣和原始基督徒，他们的信仰抵抗是一种行动，是对罗马凯撒的政治行动，以否认罗马在基督徒中的统治为政治性，以上帝为王来否认凯撒的王权，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也就是在神人关系中行动，以此回答上帝国的目标是怎么在他们中间降临的。
突破符号化表达的困境
官僚专制体制有一种最强烈的趋向，就是把人民和他们的螺丝钉去政治化，驱赶在政治之外。除非他们允许和需要，才允许他们参加政治生活。政治本身被行政吸纳，体制之外无政治，党外无政治，就像罗马天主教常有的“教会之外无救赎”的说法。
那么，除非政治正确，否则民众无法参与政治，对政治感兴趣的学术界，则必须通过学术来政治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出来有政治成分。
在国内语境之下，都有一种符号化表达的困境，必须满足专制的政治正确。只有被允许的，才能唱。除了被允许的形式之外，就没有了选择。如何超越这种困境，尤其需要手段：将专制者的“圣旨”贬低为道具甚至虚无。
石景山民众一唱红歌，就被禁了，只有被允许的，才能唱。也就是说当只有经过同意才能鼓掌的时候，只有这种这种机会，你觉得需要鼓掌的时候，你鼓不鼓掌？所以民间的政治参与，有非常大困境，要做到传播最大化，就必须依赖于中共1949年构建的政治符号，在符号石林中寻找缝隙。如谈到平等和共同富裕，就离不开毛泽东。
符号化，都是在具体巨大政治冲突语境中形成的，是被赋予的。符号化表达，有着能指和所指之分。所指就像现实世界，而能指就像镜中世界，现实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而镜中世界并不能虚无现实世界。不管如何极权，极权之下的普通生活，还是普通的，具有现实感的，不会觉得极权主义的宣传，会真正地污染了生活本身。如金氏王朝应该被嘲笑，但朝鲜人民的生存不应该被嘲笑。再有例如重庆官方如何唱红，重庆人民还是搓着麻将吃着麻辣烫。
左右之争中的左右两派都有符号化表达的困境，而且通过可耻的左右之争，镜中世界被当作完全的真实，现实世界被虚无，完全吸纳入镜中世界。也就是主义完全吃掉了现实，而现实生存的力量完全丢失。现在到了超越左右翼，用现实的社会力量出发，来反思左右两派都有符号化表达的困境。
先谈左派的。为了捍卫社会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被迫挺薄熙来或者重庆模式。在意识形态拉锯战争的磁场中，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方，而且总是把第三方要么作为反对方，要么作为支持者，例如不是挺韩寒，就是挺方舟子。都没有一种反过来，用敌对双方来彰显自己立场，也就是不突出人，而是要突出“道理”和“原则”的思维方式。“道理”和“原则”内于一方，天道在我，而没有高高地在于头顶，我为天道之麦克风。
作为党内思想路线的左右之争，通过对立，就会把本来作为符号化表达的道具形式，捧到最高位，例如必须是支持或者反对毛泽东或者薄熙来，而没有看到毛、薄之上还有“道理”和“原则”在，能指之上还有所指在。如此把民间舆论当做官场的延伸和无机组成部分。要超越这一点，就必须抛弃党内民主派，抛弃党内思想路线，建立民间主体性和党外性，反噬改造党内政治符号，需要利用的妥善利用，需要抛弃的时候果断抛弃，为我所用或所不用，以我为主。
当下话语中的文革，是改革之内的“文革’，也就是无关于真实文革的，作为对改革进行批判的表达话语，内置于改革，本质上是改革话语，而不是文革。它无关于历史事实和受文革冲击迫害那几代人的记忆和恐惧，仅仅关于受改革冲击和迫害的改革受害人痛苦和呐喊。是一种情感，不关乎历史真相与事实。
1978年为界，中共以及四五一代，在竭力做一个断代史或者新时代的歇斯底里臆想。而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只于改革相关。改革之后，尤其九零之后，中共本身就是一个官僚体制，所有的政治理想都外在于官僚体制，也就是几乎没有内在的关联。薄熙来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超出官僚体制，正如唱红仅仅是文化活动，而不是政治运动，那一抹红色仅仅是官僚体制的口红，没有内在的血肉相连。正如薄熙来说的，他不是搞文革。
官僚体制本身对政治，国家以及历史都有一个反噬力，有着总体影响，也就是按照自己逻辑运行，改造政治，国家以及历史。但是这一些都成了口红和化妆品，不再是运行运转统治的驱动力，所以不能以这一些来判定薄熙来的，但是可以用来支持薄熙来的社会基础的思想背景。薄熙来本身是官僚体制的螺丝钉，仅此而已。
右派同样陷在泥潭里面。国内改革派媒体的，为了哄专制者进步，或者政治正确，采取这一些文明准则以下的标准，来哄小孩或者坏人，或者把坏苗助长。否则就没法办。改革派媒体人员有职业病，被污染了脑袋，把谎言只当做了真理，欺人最后自欺，又继续欺骗民众。
可是正常人应该有正常人是标准去评价政治事务，下水道的东西，怎么升都在下水道。不要当做正常地面上的。他们迫使民众成为改革派权贵政客的扭秧歌老太太，消解了民众的主体性，与民主宪政的精神背道而驰。
政客权贵，即使是改革派的，按照人类正常文明标准，是要受到传媒批判的，做好事的时候后理所当然，不能表扬，做坏事的时候，使劲地踩。所以我认为国内改革派媒体，污染了降低了败坏了人类文明标准。
所谓模式，就像一种远期的期货。如改革模式，或者重庆模式，并不是单指实际上做了什么，而更是指能打开多大的政治能动性空间。光用某模式实际上干了什么，而不辩论是否能打开空间抵达目标，是低劣的批判手段。已经做了什么，确实可以推导出将来“还能干什么”，如改革模式，过去干的事情很血腥，就可以推导出来“改革已死”。
左右派的争论，往往总是掩盖自己过去不好的历史，无限放大将来的可能性空间，不外乎都是忆苦思甜的糊涂战争。其最核心点就是将来能打开多大的政治能动性空间，也就是说，是可行的甚至说成是唯一的路径。
左派回忆述说1949年之内的平等与共同富裕革命理想，右派回忆述说1949年之内的自由理想。这都仅仅构成一小部分人的原教旨主义做梦，政治幼稚病，并不是一种清晰准确的政治立场。目的与手段（组织领导）之间严重冲突，手段把目的目标驱赶到来生或者遥不可及的彼岸，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抹杀距离与鸿沟。
且权贵官僚体制的形成，就意味着一切政治理想的死亡，除了权贵官僚的利益之外，就毫无其他运转的逻辑。没有矛盾，只有官民矛盾，权贵官僚体制既不是左，也不是右。只有维稳，掌权和掠夺性利益。左右派，不管你以任何名义参与政治，突破其非政治化或者去政治化的防线，就开始专政，如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因为薄熙来事件而被关闭。
可以看到将来一种倾向：以社会为出发点，直接目的和承载中国出路之地，以社会压倒虚化秩序，从而为重建秩序预备。新“社会”主义灵魂和党外性在复兴。以正义感和常识作为基点来“超越左右”，也是开始超越当下符号化表达困境的努力，已是行动产生共识。这样共识不再是党内路线斗争，与党内性断裂开来，狼奶吐尽；也是改良或者善政的终结，党内思想不再牵引政改或者民生。
有知识分子看到底层抵抗扛着毛泽东像就破口大骂，看到乌坎的农民说拥护党，就不高兴而放弃支持。维权运动兴起的举着宪法旗帜，也被争议过。底层民众总是诉诸于中央政府，反对地方政府，也争议过。也许是策略，更也许是他们能想到的抵抗道义资源和路径。这一些的暧昧性，会消解净化在民众抗争的大力度里面。也就是说，小力度没作用的启蒙运动，这一些负面作用才特别大。疗效好坏假广告无关紧要。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政改是维权的广告形式》，只要将假广告置于好药之下，假广告及其坏处会逐渐消失。
在维权运动和民众抗争中，1949年之后专制所塑造的政治符号，强加于我们头上的符号化表达枷锁会逐渐融化。这就像蛇蜕。一层层褪去，就有了新生和成长。
现在和未来，只有两个政治符号是有总体攫取性和能量的，一个是左翼的毛崇拜，另外一个是从右翼生长出来，并且凌驾于左右之上的民国当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