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文艺等领域，体制通过强制推行、灌输的方式，将意识形态内容强行入脑入心。
1986年，我从偏远的西南内陆，来到了台湾海峡的西岸，那时候，收音机是主要的娱乐工具，台湾的流行音乐吸引着正当青春的大学生。地利之便，校园里也能收听到台湾本地的中波电台，很快，我就发现，大陆一样，每天早上七点，台湾也有各地电台的新闻类节目联播，不过，随着台湾解除戒严，走向民主，这一现像在我还在就读期间，就迅速消失了。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是极权主义宣传，但也朦胧地感觉到，联播之类，应该是不民主的一个表象，包括大陆这边每天广播早上6时30分联播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以及更为着名的央视《新闻联播》。
有此想法，很容易就会想到，难道春节联欢晚会不也一样吗？从一开始，央视春晚就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绝大多数年份，不仅各地方台必须转播央视春晚，在同一时间段也不许播出自己制作的春节联欢晚会。春晚的独家，只有满足几个条件才能做到：国家对所有媒体的垄断；所有媒体听命于一个机关的指令；以及，对试图违背垄断的行为的排除和压制，这些条件，大多只在极权主义国家才能具备（台湾作为一个例外，是通过所谓戒严体制实现的），春晚从其诞生那一天起，就和《新闻联播》一样，属于极权宣传体制的一部分。
春晚确实曾经深入人心，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始于1983年除夕，时在中共12大刚刚召开之后，经济改革的基本路线得到了确立，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全面推开，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解脱束缚，走向新时代的氛围，首次采用现场直播形式的春节联欢晚会，和当时正迅速普及的电视机相结合，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尽管其诞生于极权宣传体制，但人们从中感受更多的，是各种新颖的节目形式，代表着从此前压抑时代的解放，而现场直播和全国范围内的同步观看，则又蕴含着某种指向未来的现代化图景，在那个时代，央视春晚被人看成是正面的东西，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
不过，并不能过高评价1980年代的自由和开放，就在央视春晚首次举办不久，1983年7月，即展开了严打，也就是“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1983年10月，针对文艺和思想领域，也出现过一次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整个1980年代，推行的时邓小平的两个基本点路线，既包含了在经济等领域的放松和探索，也包含了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严防死守。如今，人们更多地回忆到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姜昆的各种讽刺相声，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以及刘晓庆的轻松主持风格等等，但这其实只是选择性回忆的结果，央视春晚固然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特色，但那只是体制在寻路时代时对差异化的一定容忍，且严格限制在特定领域和特定范围之内，春晚作为极权宣传体制的一部分，也始终担负着体制的相关任务：对越作战、计划生育、严打……这些当年的重大政治举措，也都编织进了当年的春晚节目，传播进了千家万户，即使是马季、姜昆、陈佩斯们的作品，其实也是为当局正在推行的改革路线服务的。
1989之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全面推进，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消费主义的兴起，央视春晚一度更主动地迎合消费主义的浪潮，也给央视带来了天价的广告收入，不过，正如许多人所观察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央视春晚越来越变得形式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唯漂亮主义”的形式，营造的是普通同庆的盛世景象，换言之，央视春晚承担了更多的体制文宣要求，而压缩了主动迎合消费主义的内容，这种变化，使得央视春晚越来越脱离年轻人的审美，也使其在网络民意中，越来越成为段子手们吐槽的对象。
央视春晚的这种变化并不难解释，其根本源头依旧是邓小平的两个基本点路线。大陆的市场化后果之一，即是形成了以体制为边界的二元社会，一边是市场化产生的庞大新兴社会阶层，以消费主义为基本追求，但也开始萌生越来越强的权利意识；一边是原有的体制部分，包括党政军、教科文卫事业单位、垄断国企、基层组织等等，尽管也有所变形，依旧保持着极权体制的基本形态，并维持着对社会的整体控制。在这种二元格局之下，总是会呈现某种先放后收的过程，当推进市场化的时候，容许差异化，鼓励消费主义，似乎市场一元开始崛起，而随着体制目标的达成，体制一元则卷土重来，重建对新兴市场一元部分的控制，央视春晚从一度的相对丰富多彩，变成越来越刻板文宣，符合这一基本逻辑。
不过，既然已经形成了二元社会，很难有人会设想，当局会再度将二元社会改造为一元，回归到市场化之前的状态，但是，这种相对乐观的想法，被2016年央视春晚呈现的面貌给打破了，如前所说，在此前多年，央视春晚已经表现出了体制试图重新控制社会的倾向，但无论如何，总能看到市场化和消费主义在的存在，哪怕是以广告为目的，也能看到体制与市场的共存。而在许多人看来，2016年春晚所体现的，已不仅是掌握强制权力的体制一元的卷土重来，而是体现出了一种一元化的倾向，对2016年央视的漫天吐槽中，一种全面的忧虑正在蔓延。
这样的忧虑，在某种意义上是夸张的，当局并不准备摧毁市场化的成果，所以并不会回到传统极权体制，并不会重建公社制和单位制，也不会有所谓的文革重来，但在另一个方面，这样的忧虑又是现实的，当局确实想要从精神上到人身上，都重新建立起体制对个体的直接控制，如果说网格化维稳和即将推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是人身控制的话，文艺路线就是精神上重建控制的一部分，近年来，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一方面，体制试图通过“七不讲”和清网行动等举措，将普世价值等异己内容从公共视野中加以彻底排除，一方面，在思想、教育、文艺等领域，体制则通过强制推行、灌输、占领的方式，将意识形态内容强行入脑入心，这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当然也包括文艺路线，此次央视春晚，正是新极权文艺路线的一次公开亮相，是与此前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对位配合的具体实践，而不用怀疑，这也将会是以后的新常态。
这一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新文艺路线为内容的精神控制体系，其实已经公开推行有年，2016年春节联欢晚会，可以看成是新极权文艺路线的公开亮相和全面登场，没有人会怀疑，在形式上和表面上，体制有能力将异己内容加以清除，并填上自己满意的内容，但是，从漫天的吐槽也可以看出，实际效果却不会如体制所愿，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体制从精神到人身的全面控制，乃是对几十年前建政初期实践的模仿，但是，这种新极权构想缺乏供人信从的意识形态、与建政初期相比，官僚体制更是充满惰性，这决定了体制的作为更多地是形式化的，缺乏实际效果，而在另一方面，新兴社会阶层尽管缺乏组织资源，但却具有相当的人身和经济自由度，同时也更有创造力和文化符号能力，在价值理念上也更自信和主动——想想那些吐槽的段子和文章吧，而所有这一切，其实已经预示，尽管来势汹汹，包括新极权文艺路线在内的各种尝试，注定只是一次拙劣而又失败的模仿，像历史上许多人事那样，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却沦为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