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永锵爵士昨日在外国记者会午餐会发表演讲时，痛斥梁振英的管治表现，比以强硬见称的中国前总理李鹏更差，已令香港陷入「可耻的状态」（shameful state）。他更警告，特区政府不能继续以这种态度混下去。邓爵士的评论和警告，无疑道出了香港人的心声。但是，要结束香港「可耻的状态」，不是解决了梁振英连任问题就可以解决，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只要中共未脱「可耻的状态」，没了梁振英，还可能有梁振华、梁振共，香港政府难免再陷入「可耻的状态」。
中共可耻还在于政治迫害
邓爵士去年5月曾接受BBC中文网专访，被称为「追求完美的中国人」、老牌「爱国者」。邓爵士在访问中透露，首次踏足中国大陆是在1979年，当时在澳门富商何贤安排下，和他儿子何厚铧同游黄山，自此开始「真真正正爱国」。记者则这样形容邓永锵：「从外表看，他的行为举止很像一位传统的英国爵士，但在内心深处却又是一位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中国人。」
在这样一位爱国的中国人眼中，梁振英政府的无耻已超过当年的李鹏，邓永锵的批评真的掷地有声，但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只会听若未闻，因为他毋须向民意负责，毋须向爱国阵营负责，只须向中共领导人负责，而现时的中共政治又何尝不是同样陷入「可耻的状态」？
近三年落马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对中共而言可以自称反贪成果的标志，但对民意而言则可窥见中共最高层可耻之一斑。
而广东省副省长刘志庚被揭个人及亲友名下存款高达37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西藏全区去年GDP的三分一。难怪民众要问，如果抄没了贪官的资金用以投资，可以再换来中国多少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更可悲的是，中共可耻之处，不只在于无官不贪的问题，还在于维护权贵家族的制度和法律，在于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政治迫害。去年9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莉在Twitter上直斥：「习（近平）迫害女权分子，还在联合国主持促进女权大会？真是可耻（shameless）！」
梁振英引入中共权斗伎俩
梁振英从竞选特首开始，就把中共无视民意、专注权斗的政治伎俩搬到香港，自然引入了中共政治的「可耻的状态」，并向四周蔓延。原以为在港大副校任命事件上，亲共人士的可耻言行，包括卢宠茂的膝袭论、李国章的文革论、刘遵义的小混蛋论已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岂料李波被失踪后，又有坐洗头艇去嫖妓论、强力部门规避法律论、上央视自认有罪论等现世。
但对中共和梁振英、亲共人士来说，真的是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旺角骚乱爆发后，梁振英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拒绝检讨导致暴力的暴政，而是一口咬定事件是暴乱，中国外交部和中联办更把事件升级为香港激进分离势力的暴乱，向中国和全世界宣传香港的乱，跟着就把香港经济的不景归咎于暴乱。更无耻的是，中共在港喉舌《大公报》昨日竟在头版以「暴乱祸延 新春零售插水」为题，报道一月份内地访港旅行团按年急挫67%。按照如此穿越时空的逻辑，不妨把中国陷入通缩、经济面临硬着陆，也归咎于香港暴乱！
美国作家贺佛尔（Eric Hoffer）在其名著《狂热份子》中指出：「在每一种厚颜无耻的言行后面，在每一种死不认错的表现背后，都存在着罪疚意识。」然而，贺佛尔的论断可能适用于爆发群众运动的其他地区，但不适用于中国和香港，或者是只适用于他生活和观察的年代，而不适用于只有更无耻、没有最无耻的当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