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如果想了解国民党政权为甚么会崩溃得那么快，必须细读本书从抗战末期以后，关于每一阶段的详细纪录。“木必先腐，然后虫生”，国民党的失败自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不能片面地归罪于外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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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九月六日胡适给傅斯年夫妇的一封信说：

「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给Foreign Affairs十月号发表，题为“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廿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廿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我要人知道在这廿五年的斗争里，最初二十多年处处是共产党失败，蒋介石胜利。第一个大转捩是西安事变，斯达林命令不得伤害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白皮书》页四七，又页七一至七二）此举决定了抗日战争，保全了红军，并且给了红军无限的发展机会。第二个大转捩是耶尔达（Yalta）的密约，斯达林骗了罗斯福，抢得满洲、朝鲜，使红军有个与苏俄接壤，并且在苏俄控制下的“基地”。“耶尔达密约”决定了满、韩的命运，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也许决定了整个亚洲的命运。」

胡适的整体观察是很有说服力的，这部《海桑集》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这一观察。

限于时间和篇幅，我对本书的评介不得不止于此。但是我必须指出，本书的历史价值远远超出我所讨论的范围。读者如果想了解国民党政权为甚么会崩溃得那么快，必须细读本书从抗战末期以后，关于每一阶段的详细纪录。“木必先腐，然后虫生”，国民党的失败自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不能片面地归罪于外在因素。

回忆录像一部时间机器

最后，我愿意表达一点个人的读后感受，在阅读全程（特别是第五、第六两编）的过程中，我心中深藏已久的记忆忽然复活了。作者一九四六年坐镇东北的时期，我恰好也住在沈阳。他的回忆录好像一部时间机器一样，把我送回六十二年前，重新游历了一次当时的生活世界。因此我在情感上也发生了一次波动，久久不能平息。这篇序文是在心渐宁静以后才动笔的。我在本书发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的一条纪事：

「十四日余协中请示学生游行，反对苏京三外长会议，莫洛托夫提议以中国问题列入议程，应否劝止，答应听之。」

这是先父（余协中）为了学生反苏示威进行的事向作者请示，居然也从日记中搬进了《海桑集》。先父当时主持东北中正大学，东北人民对苏军占领时期的各种暴行深恶痛绝，所以，青年学生反苏情绪高昂，与关内学生的左倾心态完全不同。我从来没有见过作者，但先父曾说过，作者不但对文人学者很能尊重，而且也关心东北的文化建设。这一点在本书中有很清楚的记载。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他和青年党领袖曾琦谈话便说道：“余望有大学者坐在东北来讲学十年，现在征集本地忠孝节义史实，以备编制歌谣戏剧。”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并非门面话。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他记道：

「廿一日金静庵（按即：金毓黻，一八八七至一九六二年）来见，询其所主办史地学会情形，并嘱其工作注重：（1）　刊物发行；（2）　戏剧编导；（3）　歌曲编制；（4）　古迹修整。」

这便是七个月前文化建设构想的实践。金毓黻是东北著名的史学老辈，当时负责沈阳的东北博物院，所以作者将这一重要任务托付给他。金的《日记》恰好也留下了纪录：

「熊公天翼邀余过谈，嘱办东北史地学会，其主旨在编印书报，项目有四：一为东北史地读本，二为通俗戏剧，三为民间歌谣，四为古迹名胜。余以无暇谢之，熊公不允，且以大义相督责，使余无辞可借。」

两相对照，内容完全一致，不过详略不同而已。至于时间相差一天，我相信也许是作者转抄日记入回忆录时的笔误。上面我屡说本书的记载可信，在此又得到一次具体的印证。金毓黻并且记下了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的活动：



蒋介石给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的密电。

「熊主任邀午餐于行辕第二招待所，座有杨威伯、高晋生、卞宗孟、王阶平、余协中、傅维本、冯独慎、温晋城、王孝鱼等二十余人，讨论史地学会事。」

先父也参与“东北史地学会”的创建，我当时并无印象，读了这条日记才知道的。可见先父与作者当时颇有过从。金的两条日记都证明作者对东北文化建设的热心，他显然是史学会的原动力（“Prime mover”）。这天恰好是阴历三月三日，即“上巳节”，因此金氏还写了一首七古，题作《丁亥上巳熊上将军招宴官邸以当修禊即事为诗》。此诗对作者“振导史地学”恭维备至，将来如有人为作者写传记，金氏的日记是应当收入的。作者何以能在干戈扰攘之际还有余暇来推动文化建设呢？这是因为他在名义上虽是党政军的最高长官，事实上党、政、军又都各有专人负责，他的权力已被架空了。国民党体制的僵化和蒋介石的无效独裁都在这里充分暴露出来了。回首前尘，不禁为之掷笔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