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北京的气氛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此间很多自由思想人士开始担忧，习近平领导中国正在来个大掉头，重新走回威权主义老路。
随着近三千名各地共产党代表云集北京参加“两会”，中国经济也显然正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关键时刻。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慢了。尽管中国政府层面不一定会因为经济放缓而感到不快，但经济减速意味着所谓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增加，从而难免要有人开始担忧减速对人们就业和生活水准影响。
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穆迪（Moody‘s）近日刚刚将中国的经济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
经济学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国分部的负责人刘倩指出：“中国实体经济现在困难重重…别的不论，2016至少对中国经济而言应该说过去十年中最至关重要的一年。”
绝对忠诚
如果形势开始变尴尬，中国政府最担心的一件事——社会不稳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看来如临大敌的习主席正在坚壁清野，关闭城门。
两星期前，他已经把这一信息再明白不过地告知四下。他一天之内相继视察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三大中共喉舌机关。
AP所到之处，他都直接告知机关上下人等，要在思想、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上绝对忠于共产党的领导，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中央电视台领导在习近平视察的时候甚至直接打出标语横幅：“央视姓党”。
无巧不成书，习近平主席向三大共产党喉舌机关传递的信息也正好就是这一条：“党媒必须姓党”。
也就是说，习近平直接向三大机关要求不但要完全彻底地忠于“党的路线”，而且更要完全彻底地忠于他的领导。
毛时代记忆
Getty对于上了些年纪的中国人来说，这般情景俨然又回到了1970年代的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代。
中国建制派学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坚持认为上述所谓习近平正在重归文革老路的看法是错误的。
汪玉凯教授说：“从外部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好像变得更加强势了。但是，这种强势不会长期化。”
“要想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众多经济和社会问题，采取一些大力度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有效地管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当然，也有中国学者不认同上述看法。敢于说话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正在面临一场巨大危机的习近平政权向威权主义急转弯体现出最高领导层的极度“不安全感”。
章立凡说：“他担心中国共产党可能丢掉江山。他也担心自己可能被他的同僚赶下台。”
“出于这些原因，他必须牢牢抓住权力。他就好比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下到水里，必须要紧紧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东西。”
当被问到在当前北京的新气氛下，他还敢这么讲话，是否紧张时，他说：“我还能够继续讲话这个事实的确已经很不寻常。不过，我不知道我还能这样说多久。”
薄面皮领导人
Phoenix尽管习近平主席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严峻挑战，但至少从民意方面来讲他还是毋庸置疑非常受欢迎的。普通中国人把他与反腐、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等身边值得骄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他从党内到军中发动的反腐运动，在赢得民间广泛好评同时也成功铲除了党内上层的大量反对派系人物。
不过，尽管大多数党内可能挑战他权力的势力已经被清除，习近平似乎仍然非常“面皮薄”，关注自身形象，容不得半点批评声音。
震惊香港内外的铜锣湾书店五名业者失踪案就足以令人不安。事发前书店正准备发行涉及习近平私生活和中共党内斗争内容的敏感话题书籍。
其实对这些书目原本完全可以不必太认真的。比如，我阅读了其中一本所谓讲述“习近平和他的情人”故事的书，其实就是藉习近平的名字撰写的一本“准黄色”言情小说，内容荒诞无聊，根本不会有人把它当真。
谁想到，就是这样一些无聊小书目竟能引发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勃然大怒，并且不顾香港“一国两制”的特殊地位，而动用了国家机器来整治这五名微不足道的书店业者。
如今，书店业者已经在中国电视上“坦白了”自己的“种种罪行”；一个拥有瑞典国籍，一个拥有英国国籍；后者已经宣布放弃了英国国籍。
难怪人们又要回想起当年给亿万中国人造成无限苦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退出策略？
EPA英国政府已经就铜锣湾书店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认为此举违背了英中之间在1997年移交香港管治权时所达成的协议。
可是，中国也注意到，英国政府的“抗议”声音似乎要比美国人的低调很多。或许是考虑到英中之间的所谓“新伙伴关系”——而至少从现在看来，中国是这种新关系的获益方。
中共高层人士纷纷坚持表示，中国最终仍然会走向民主的大路，目前状况只是暂时的必要。
话虽是这么说，但事实是，越来越多中国有钱人正紧张的开始防备万一了； 他们想方设法把财富转到境外，把子女送到西方、特别是英美的大学读书。
在这些中国精英们中间不乏一些真心希望目前的这种政治急转弯是“暂时”的人。但是，他们谁也不愿意拿身家性命押这个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