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2008年7月17日《南方周末》一篇题为《上海袭警疑犯杨佳：要背一辈子委屈宁愿犯法》的文章，令我的心默然良久！杨佳的这句话也很快在网友间流传开来，人们对他的同情、理解甚至赞佩从未在民间停息过。我希望杨佳的命能保住，如果法律只用来惩罚人，那么它必定只会沦落为冰冷的暴力工具，起不到维护人类健康有序生活的作用，从而失去法律的真义。

“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你把法律拿过来，你会背！你就这样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有什么理由？”“法律？什么叫法律？法律哪一条规定你临检无缘无故要这样地抢我的证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杨佳在面对警察无端、随意阻断公民前路查验证件时抛出的一句句质疑、诘责，是一个正常国度公民的正当权利，可是在这个由中共专制的非正常国度，杨佳俨然成了一个藐视威权、无理取闹的“刁民”，被激怒的警察老爷们自然要给这个不知权大党黑的青年一顿暴揍，让他尝尝厉害。民主国度的警察则从不敢如此对待公民，因为纳税人才是他们的老板、衣食之源，美国持枪公民甚至可以在必要时开枪击毙侵犯自身权益的警察。

90年代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件很轰动的案件：一个日本留学生要去同学家参加聚会，结果由于搞错了地址，误打误撞进入一家美国人的住宅。男主人发现后，用枪指着他，大声叫他“站住”，可是这个日本人竟然听不懂英语。他继续向房子里走去。于是男主人开枪，日本留学生当场毙命。最后法院宣判，美国人无罪释放。这一判决在美国人看来并无不妥，因为他们相信“私宅是一座坚实城堡——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早已失去公信力的官方编出的谎言都千篇一律，官员永远是为民服务的，警察永远是护民甚于自己生命的，而民间的善意往往被污蔑为造谣、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于是四川地震中丧失独生子女的家长要求政府彻查学校豆腐渣建筑的抗议被慢慢压制下去；贵州瓮安公民的集体抗争被“黑社会”、“三个俯卧撑”扭曲，李树芬只好被自杀，网民表达对官方解释的不满而自嘲“我们都是黑社会，我们都是俯卧撑党”；苏州网友郏啸寅因传播杨佳消息而以“诽谤罪”被抓。可这并不能掩盖住红朝的谎言与虚弱。

2008年7月1日，一个被装扮得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圣日”，经杨佳的惊世之举而露出狰狞面目。1921年7月1日，87年的噩梦；1949年10月1日，60年的国难。一个年轻的公民提起一把刀，果毅地打破了这伪盛世、伪和谐。中共为自己的威权、合法性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懊恼，镇压、暴力便成为他们企图一劳永逸的庇护伞，可是历史耻辱柱上不会少记录任何一滴血、任何一次罪恶。

有人说杨佳如果不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则难逃死刑。国际社会一直呼吁中国政府废除死刑，可是在这个酷刑盛行的国家，殴打、虐待、惨无人道的劳教以及死刑都是中共集团维持统治、威吓民众的手段，他们不会轻易放弃，除非从制度上瓦解掉红朝。当与朋友谈论杨佳时，我显得激动不已，极不愿看到他赴死刑，正如当年我倾向于崔英杰无罪释放一样，死缓已经是对受伤的生命最苛责的刑罚了。我曾这样感叹：“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公民会受到如此多的同情和关注？因为制度的缺陷才导致了这场个体的灾难。一个个体与整个国家机器作战，从来都是处于弱势的。扪心自问，当你的生存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受到严重侵犯时，你会是怎样的感受？当你的家人遭遇不合理制度的绞杀时，你的心情又会如何？将心比心，如果我们纵容了邪恶，那么崔英杰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崔英杰的死亡将是我们所有人的死亡，是所有文明的覆灭。”今天，我仍然不愿看到杨佳成为一个牺牲品。制度杀人远比人杀人更甚，今天中国的非正常状态，我们每个人都有忏悔的理由，因为我们都可能是帮凶；在暴力机器的不断毒杀、戕害下，我们都在面目全非。

四川地震中的家长已经失去孩子了，李树芬已经被自杀了，还有崔英杰、聂树斌、王斌余、孙志刚、黄静、高莺莺……谁都不想这样的死亡名单再增长。知识界、专家、学者、网友、底层民众，活着的我们不该为杨佳、为瓮安、为地震丧子家庭做点什么吗？杨佳罪不至死，他可以被救赎。二战期间奥斯维辛大屠杀的幸存者马丁•内莫勒牧师说过一段话：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此刻，我想起美国的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一座监狱一群犯人，这个没有死刑的国度，终身监禁是最高刑罚，被判终身监禁的杀人犯服刑一段时间后便有获得假释重获自由的机会，出狱后政府会帮忙安排工作，美国法律的人性光辉颇令我感动。布鲁斯，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老犯人，在监狱度过大半生，被假释后却自行结束了生命，他已经被制度化，成为制度的祭品，没有享受到生命的被救赎。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凭借着一把小锤子和一张海报，看到了彼岸的希望，19年后他越狱成功，开始了自由的新生活。杀人犯黑人瑞德同肖申克的众多犯人一样已被制度禁锢住了思想和行动，可是他在安迪的帮助下重拾新世界的希望，免于成为第二个布鲁斯。中国也需要这样一座肖申克，而不是到处林立的死荫之地提篮桥、秦城……它不是死亡、仇恨、暴虐，它是希望、宽容、爱和平和，中国这片苦难的大地也需要“肖申克的救赎”。

清晨醒来，我看到阳光底下的希望，房东来找办暂住证却破坏了此刻的心情。北京奥运来临之际，中共一波又一波的“平安奥运”行动实在扰民至深。坐火车进京要用身份证购票，坐9字头的公交车要查验身份证，房东说以后晚上街道办事处要上门检查暂住证，多么荒唐可笑的举动。一场奥运且不说耗费纳税人多少钱财，还没开就已经搞得每个公民都成了政府的潜在敌人；病人做手术暂缓、感冒药不许零售……当我们的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我们只能默默忍受被侵害而不去反抗吗？没有人愿意成为下一个被公权力侵害的对象，那么你就该有反抗的意识与行动。

最后我只想说一句：援救杨佳，就是援救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