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被遗弃的历史人物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和六月六日，分别是袁世凯宣佈称帝并改元“洪宪”、袁世凯宣佈取消“中华帝国”和袁世凯去世一百周年。一百年后的今天，绝大多数华人已不再记得这三件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位重要人物的袁世凯，也早已化身为电影电视上的“袁大头”，白脸奸臣、“窃国大盗”和复辟封建的代名词.然而，曾被冠以“中国的华盛顿”称号的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如此不堪的政治小丑。
袁世凯的历史功绩和贡献
一、中国近现代击败日军第一人袁世凯出身官宦家族，於清末投身行伍，后随军赴朝鲜参加平定一八八二年的“壬午军乱”。在一八八四年朝鲜发生的“甲申政变”中，二十五岁的袁世凯等不及李鸿章批准，即果断率领清军对日开战。在战斗中袁身先士卒，清军终於击溃了日军，这是日军明治维新后吃的第一个大败仗，“甲申政变”也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告终.袁世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抗日第一人兼击败日军第一人。
二、中国现代陆军之父甲午战败后，袁世凯奉命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他摒弃了八旗兵、绿营兵乃至湘军、淮军的旧制，以德军为蓝本，建立了中国第一支现代陆军“北洋军”。在建军中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和标准化，注重採用西方先进的战略和战术，培养了一批新型军事人才（当然也培养了一批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北洋军”后来成为清末民初中国陆军的主力，袁世凯也成为“中国现代陆军之父”。
三、促成清帝逊位手握重兵、时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镇压过辛亥革命，但他不是清廷的忠实鹰犬，无意全力扑杀革命军。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袁世凯接受了部下将领的建议，认为共和制才代表国家的未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亲自上奏清廷隆裕太后，促请清帝逊位。在当日退朝回家的路上，袁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袁以此要挟清廷说：清廷若再不同意逊位，他就辞职不干了。袁的上奏和要挟成为压垮清廷执政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帝在武昌起义爆发仅四个月后即宣佈逊位，这不仅是改朝换代，更是结束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翻天覆地的大事，在中国没有造成屍骨成山、血流成河，中国也没有因为共和制与帝制之争再次分裂为南北朝，袁世凯功不可没.孙中山后来就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四、共创“中华民国”，经济有所发展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央政权基本实现了平稳过渡。袁世凯不仅与孙中山联手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也共同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自袁世凯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他一九一六年六月病死，在他四年多的执政期间，中国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此时期被誉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顺利进行，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可惜的是，由於袁世凯在推翻帝制仅四年后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妄图重回帝制；由於袁去世十一年后，国民党政府打败了由袁世凯旧部组成的北洋政府，再次统一了中国，而中国的历史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於“新中国”史学界长期奉“历史唯物主义”为治史圭臬，将历史人物简单地机械地分类为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革命即反革命，以致人们今天只知道袁世凯是个极为负面的历史人物，无从得知他作出的历史功绩和贡献.
重新评价袁世凯称帝的潮流
近几年来，海峡两岸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深挖袁世凯称帝的深层历史背景、粉饰袁世凯称帝企图的学术研究潮流。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概括为：民国之初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片面强调加大立法权、压制行政权，规定中央政府採行责任内阁制，以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佈的法令及政令，均须经内阁附署才能生效。这明显限制了临时大总统行使权力，常常使大总统的法令及政令无法及时下达，施政陷入混乱.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袁世凯改共和为帝制只是他图谋“家天下”的私心作祟。袁此举的另一目的，是要解决民初的政治乱局，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提高国家的治理效能。
笔者认为，这些替袁世凯复辟帝制开脱的理由是很苍白很牵强的。中华民国是在大清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幽灵仍然在神州上空久久徘徊。无需讳言，《临时约法》就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制的，以防在刚刚终结帝制的中国出现新的独裁。须知袁世凯曾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清廷内阁总理大臣，却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制的总统.在当时国力衰弱、民智未开的国情下，没有内阁和国会的有效监督和制衡，袁世凯这样出身的大总统和皇帝能有什么两样？所以，民初那些行政、立法上的矛盾和冲突，袁世凯至少应负部分责任。是他不瞭解也不适应民主制度，是他习惯了一言九鼎，无法忍受内阁和国会对他应有的监督和制衡。
袁世凯身系国家民族的期望、几万万民众的期待於一身，被各方政治势力信赖并授以全权，为政理应谦虚谨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能稍遇不顺就想另起炉灶，随意变更国家体制。古人早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事关变更国家体制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能如此轻率地实行？再说，民初中央政府在行政、立法上的矛盾和冲突，难道只能以复辟帝制、逆历史潮流而行来因应吗？既然袁世凯认为重回帝制才能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政治困境，那他当初何必认可共和，国人又何必费那么大的劲推翻满清呢？
袁宣佈改元称帝后，连袁世凯的亲信、部属、朋友都明白中国重回帝制此路不通，从此不再与袁来往，不愿成为历史罪人。权力使人腐化，权力使人昏聩、一意孤行。在封建权力的大酱缸中浸淫了太久的袁世凯，终究跳不出封建帝制的巢础.他不可能具有沐浴过西方民主自由阳光的孙中山那种对共和制的癡心向往、对民主自由社会“很傻很天真”的真正追求。如果将孙中山与袁世凯换位，相信即使有再多的“筹安会”精英鼓噪、“妓女请愿团”“劝进”，也不会让孙中山有当皇帝的念头，孙中山也才会受到后人的真诚景仰，以至如今台湾的各级政府机关和每逢重大节日时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都会悬挂“国父”孙中山的画像。而袁世凯却只能沦为“袁大头”。这不能怪历史无情，只能怪袁世凯自己。一个人的历史都是由他自己书写的，正是袁想称帝的“一念之差”，使他的历史地位差之千里。
袁世凯在临终遗言中称：“余自受国民付託之重，总揽大权，本无帝制之思想，乃一时昏聩，竟为佥壬迷惑，遂演成今日之恶剧。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此诚余毕生之遗恨也。今自知不起，以家族託君照料。倘他日余家不遭大祸，便属万幸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论袁的遗言有多少真诚，至少说明他自知罪孽深重，称帝的倒行逆施还会牵连家人，一百年后的今人，大可不必再挖空心思为袁氏称帝一事翻案。
帝制中国仍未终结
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皇帝称号却有皇帝存在的“红色帝国”。十年文革的前五年时，亿万中国臣民每天早晨都要循例山呼“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如果不是林彪折戟沉沙於温都尔汗，以致随山呼毛太祖“万寿无疆”后出现的第二句山呼“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一夜之间成为举国禁语，连带使第一句山呼变得无比讽刺和尴尬，亿万中国臣民还不知要山呼多少年“万寿无疆”。中国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直到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有谁曾这样要求全国臣民对自己如此顶礼膜拜过？！
在袁世凯去世后整整一个甲子的一九七六年，毛太祖曾想将红色帝位和政治衣钵私相授受给帝后江青和毛太祖的亲侄子毛远新。只是由於毛太祖深知党政军内反对的声浪太大，万般无奈之下只得选了个过渡人物华国锋.中国没有沦为世袭的“中华红色帝国”，没有陷入与当今的朝鲜一样悲惨的境地。在中国相隔整整一个甲子的这两次未遂复辟，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国运难以避免的轮回。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物质比以前丰富了，国人生活比以前提高了。但在政治上，各级人大依然是橡皮图章，各级政协依然是政治花瓶，党天下的“共和国”依然是家天下封建王朝的政治变异。在统治的严苛方面，“共和国”显然比封建王朝更甚。秦朝时没有强拆吧，现在有；宋朝时没有截访吧，现在有；明朝时没有计划生育吧，现在“一胎制”的国策刚刚解除，近来又新增了个“不得妄议中央”的罪名。具有最纯正红色基因的红二代习近平，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被称为“毛二世”。退一步说，即使习这样做是迫不得已而为，那这个“人民共和国”与封建王朝又有什么区别？
百年前袁世凯宣佈称帝时，举国群情激愤，大声说“不”，“护国军”纷起。袁见民意汹涌、军队哗变，旋即悬崖勒马，宣佈取消帝制。今天中国相当数量的民众，对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集权的最高执政者，不仅没有警惕，反而五体投地地佩服、颂扬，以致一个不是皇帝的皇帝正在黄袍加身──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是进步、还是倒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