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路径对中国有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要么法西斯主义道路，要么基督教民国。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首席记者艾克曼在影响巨大的《耶稣在中国》中，有一个警告，就是中国的道路，要么走向法西斯主义，要么走向基督教国家。洗上台后毛式帝制的“复辟”，在宗教政策层面对撞基督教信仰，推崇基督教中共化，在纳粹德国那里可以找到对应，已经证实是奔跑在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民间应该应对以更高的基督教民国，以分化分流并且引导其背后的社会基础和人道洪流，在未来处挖一条渠沟，以法西斯主义净化成为分支加入，是为促成敌基督为基督做工。
习近平的帝制努力，对于现阶段的它是最正确的，最理性的选择，却是饮鸩止渴的，没有未来的，或者以掘墓和拉国人殉葬为代价。他背后社会基础和人道洪流是改革秩序停滞和奔溃，而被抛弃出来流亡于体制，流亡于大陆，流亡于外邦，流亡于内心的移民们。打个比喻，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考一个公务员位置，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过的一个，不能过的可能心里就种下黄巢洪秀全造反的种子，洗的工作就是安慰这一些名落孙山的失意之人。在今天，除了二世祖父母为他们牺牲承担了代价外，谁人不在移民和内心移民?
移民成了国人包括共党高层真实的生存状态，谁都焦虑不安地暂居中国，为过去的威胁记忆，当下的专制逼迫，和未来的历史性报复挪去生存根基。移民性和不可移民性（补偿以内心移民，心里不做中国人，来生不做中国人），与改革受益阶层和改革受害阶层的划分，基本界限是吻合的。流亡的处境是犹太人和暂居世间流亡于世间的基督徒是一样的，那么基督教的兴望和民国复兴就是应对流亡的“双城记”。在基督之外流亡的，或者加入基督教会却同时身子还在埃及法老那边，不时想回到埃及或者不断回头的，是稗子。
稗子与麦子同在，就两种选择，要么回埃及，要么一往无前穿越旷野去迦南地。要回埃及的和徘徊的是大多数，一往无前的大信大勇之人是少数，那么就像习帝制法西斯主义来收拾住心散心乱的蠢蠢欲流亡的人们，也需要基督教民国，在教会之外，来收拾住要回埃及和徘徊的大多数不坚定分子。这一些小资产阶级把改变中国改革的不正义，超越日常性，超越当下限制之行动渴望，投射到习那里，偶像崇拜，就像当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把希特勒偶像崇拜为长期预表的敌基督一样。在他们那里，毛是旧的“东方基督”，习是新的“东方基督”。小资产阶级有改造世界之行动渴望，但却没有行动的勇气和决心，他们必须投射交付给习，洗与毛泽东一样是好的，而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是坏的，潜在的文革格局已经形成。毛泽东与党分开了，习与知识分子官僚集团分了开来，拉拢习，打压知识分子官僚集团，通过再次赋予习政治权威，以更新改造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例如反腐败。习也频频释放出橄榄枝，最著名的橄榄枝，就是周小平从贱微草根处提拔，从而给予对党国贼心不死，心中有个罗德妻子的人们希望之火苗，一个人分一个火苗。
然而仔细审查洗与希特勒的行动，元首的政治行动，还是老一套形象工程，加上发展经济联合起来对外扩展以掩盖转移内部矛盾，只是洗只能做形象工程的工作，后面的弹尽粮绝即将深渊。行动如果仅仅是行动之渴望，仅仅是一种立场批判的话，而不是自己身体在场的话，有着主体性的话，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发酵。多年前我比较过农民的以法维权和国企工人的以理维权，前者是有主体性的，后来果不其然酝酿为公民身份。后者是没有主体性的，没有脑袋的，有行动的渴望但把改变的行动交给党。如果没有基督教民国来分化分流这股有行动渴望但不敢行动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对内殖民深化的纳粹德国已经指日可待。
希特勒视帝国与空间是一个词。中国和美国都是民族国家_普世帝国框架，也就是有一个从民族国家边界开始内卷的，内在征服的框架，与一个基督徒每时每刻内在警醒，每一个行动细节和念头中都灵魂内魔鬼征战，取得胜利一样，这两种内部征服征战都是无穷无尽的，以至于一个人的内部可以视同小宇宙，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完成整合合一就可以是上叩天堂的巴别塔。美国的内在帝国主义，体现为奴役和解放黑人，西部挺进和驯化印第安人和外来移民。中共的内在帝国主义，体现为内部殖民，以及对国内资源的全国一盘棋计划，政治整合让全国人如同一个人，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身体，如头使身如臂使指，以对付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发展竞争。当内在的通天巴别塔能完成，就意味着世俗幸福福音的实现与完成，首先与首要的是通过恐怖，组织和特权手段完成合一，排斥杂质异质和打击敌人。这是一个永远完不成的任务，就像巴别塔被上帝变乱一样。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征战也是永远需要警醒而永远完不成的，以至于疲惫不堪要放弃的。内在空间的征服，要由有限突破到无限，就像一个土地上千百次精耕细作，加上高科技，从而亩产万斤亿斤。也像土地财政，一块土地上建了房子卖出去又收回拆了重建又卖出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说马克思加入撒旦教会，那么毛就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撒旦教会，他如果被神化，可以当做《失乐园》中背叛的天使长路西法，《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 。路西法与上帝的理念差异， 靡菲斯特与上帝的赌博，都可以用来做注脚。
德国在民族国家兴起阶段，自我感动地沾沾自喜地做一个文化民族，成为一个政治民族而不得，也不能病重乱吃药并且以为是药膳，推荐强迫他国服用。路德因此成为德意志之父，路德教带着内心自省的自豪，成为德国文化民族规定性。政治民族的追求被覆盖不见，以至于在法西斯崛起前夕，韦伯号召成为政治民族，施密特号召成为政治存在。过迟出坛的酒变醋，一开坛醋味更大。不仅过去文化民族的努力，而且过迟的政治民族呼召，都为纳粹德国铺路。不是幸运，纳粹德国就毁了德意志民族。从路德到希特勒是有一条直接的路线，这方面的书很多，如《从路德到希特勒:法西斯–纳粹政治哲学史》，我在《精神领域的农民暴动》一文的一条注释中看到，至少有七八本。路德新教对希特勒的暗中催生助产，纳粹德国时期新教与希特勒的合作，与今天虔信神秘主义的中国教会中对习近平的期待，以及对中共维护现秩序维护和平发展维护宗教自由的期待，是同一种罪性的发作。遁入内省，对现体制进行道德良知的小资产阶级话语批判，基督教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勾搭，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法西斯化中国的土壤和推动力。因为基督徒承担着更高的伦理责任。
中华民国就像一个小区，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像小区内此消彼长的两个物业管理公司，当后者把持了大陆业主的产权证，掌握了他们的存折和密码，久而久之斯德哥尔摩症中毒，就会渴望加入物业公司做保安保姆，然后成为特权者，自己掏钱转一手后给自己发工资，然后扣头拜谢物业公司万恩。这是国中的伪“国”。如果不跳出去井外，以民国国民或者世界公民的眼光来看，光以斯德哥尔摩症患者的眼光来看，耶稣与中国凯撒关系，政教关系，怎么可能是对的。可以为了生存或者教会存在下来苟且，但不要被心灵捆绑下来成斯德哥尔摩症患者，自己病人了，还要让其他人一起病。基督徒看世界的眼光，是凭借神的眼光看，不是以人的眼光看，更别说以歌德斯尔摩症患者的眼光看。可以被迫是错的，但不要说成是对的，并且让别人模仿。一旦想推己及人，就进入法西斯化的进程了。
英国作为基督教国家，这是霍布斯的前提。教会要保持独立性，就会要求国家的政教分离，剥离其政治权力尤其是行政权的神圣性，三权分立制衡，司法独立，实行政府像长老会那样不断选举更替，否则很容易以霍布斯那样的理据变为极权主义国家，把手伸进来除了内心十字架内在信仰一时入侵不了，其他的都拿走。依我看，共党拆十字架进教堂是一贯傲慢惯了，懒得说道理，否则拿霍布斯式的道理来说，再加强权在后面，那个中国的教堂进不去?大陆要不像民国那样政教分离，立宪，就不会有教会的独立性。
中共没把台湾拿下的一天，就没法对民国雀巢鸠占取而代之，其占据和把控的中国，永远是未完成时，其自身的叛乱交战团体和共匪的原罪无法洗白，也就是说进攻，不断地进攻，或者没有敌人也要指定敌人佯装进攻，其身上已经披上的中国化外衣才能不褪色。那天没动作了，就脱落露出原型。进攻或者佯装进攻，才能生存，类似于只有偏执才能生存。当统治了国人身体，就需要进攻统治灵魂。当统治了地球，就要进军太空，当世俗上国民很幸福了，就要有央视大楼，奥运鸟巢，世博馆那样的人间奇迹魔幻。总之要从有限突破到无限，从无限突破到更无限。拿破仑说，耶稣无兵无卒，却统治了亿万人的灵魂，自己千军万马，一个人的人心都征服不了。不是归上帝统治，就是归魔鬼统治，没有中立。魔鬼统治了人的身体，一定要进军人心统治灵魂。我们来看佛教，道教，国内的喇嘛教，都已经或者即将可以挂上毛到习的画像。对于没法取而代之的上帝，中共要求的是成为首席祭司，如官方教会或者三自的那样，成为首席祭司也就意味着入侵了人心内在开始侵蚀灵魂，灵魂深处闹革命占领。
法西斯主义不再像异教国家那样诉诸于因果报应与来世幸福，而是诉诸于死亡焦虑之中保与消除，其中意味着自我保存的激情支配了一切，国家仅仅成为和平秩序，或者是无限扩张当作自我保存的前提。基督共和国民国足以吸纳法西斯主义冲动背后的死亡焦虑，以及49年之后压抑的民间抵抗的心理高压锅。民国提供的政治方案是耶稣的，自我保存加上正当上升，物质解决。正视宗教大法官的挑战。不再是把民生转化为道德内心问题，把死亡问题当作认识问题。
毛粉说，毛泽东是东方基督，这种话是非常深刻的。这里让中国成为帝国。模仿帝国的说法，上帝是教会的帝，那么耶稣是教会的王，帝统而不治高高在上无形地统治，王实行具体的治理。中共和习就是中国的王，死去的毛就是统而不治的帝。如果教会没有独立性，那么就会有两个王一起治理着。要么耶稣，要么凯撒与耶稣并存，甚至赶走耶稣，没有喘息的中立性。以香港为例，本来答应好好的要自治，没过二十年就拿下了。同时又朝台湾渗透控制。信仰没有自由的身体守卫，是很容易沦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