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49和1989年相隔40年，其前和其后中华民族分别两次断裂：1949年是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断裂，1989 年是大陆内部的断裂。
到底是哪一种力量驱使1989年提出各种宪政诉求，而且这些宪政诉求得到普遍认可？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政府机关，再到社会各阶层？这些诉求与近代以来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那么说就是驱使提出近代目标的同一种力量驱动了1989。担当中华民族命运，是因为中华民族命运关系每一个人的自由、财产和幸福。为此，炎黄子孙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爱国主义是对家庭的爱。这种爱和追求构成了1989宏大和微小的动力。
这些当中是不是氤氲着一种共同的使命或者目标？什么是“六四”精神，是开枪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例如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已经开始规划考虑多党制和普选，还有例如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这些自由主义就是从社会主义的诉求中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并非没有交叉），是广场上关于自由民主等建立在整个民族共同基础上理想旗帜，还是开枪后的撕裂、敌对和仇恨？
1989年断裂以后，民族道义已经流失于野，评判的尺度已经颠倒。我们被抛到这样的境地里：你必须立场分离，要么仇恨，要么拥护。
“六四”运动基本隐语是进步儿子对老朽父母的抗争，没有挣脱五四运动以来启蒙转化为政治行动的窠臼。很多人都说那是一家人的矛盾，学生上街运动，是向父母提要求，甚至有些撒娇的意味，无遮无拦地折腾。没有想到一家人居然能开枪，在听到枪声以前，很多学生还不相信会开枪，因为他们心中还是充满着大家庭的感觉。所以开枪让学生从温暖立即跌入恐怖，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其造成的心理创伤特别大。爱极则恨极，如果开枪前，没有共同体感，那么开枪后不会仇恨冲天，不共戴天，永不化解。我接触的很多“八九”一代，谈到和解就立即翻脸。可是这种仇恨是微妙的，表面上把当局当作敌人，但是其背后是还当作父亲，不过是憎恨得咬牙切齿的父母。也就是虽然开枪了，撕裂了，敌对了，但是还没有从中共的磁场中走出来。
不是学生，而是老朽父母摧毁了最美好的东西。因此使整个民族家庭开始分离、瓦解，忠诚的反对立场中的学生被斥责为异端或叛乱。如此故意敌对，是因为中共背叛了民族使命和目标。
而且如此敌对还造成一个恶果，就是中共迫使自由主义也不得不偏离民族使命和目标。当中共把学生当作敌人时，双方不再有共同的使命和目标，而是互相作政治斗争，互相仇恨，学生即使有意继续拾起民族使命和目标，也会在中共的压迫下失落。久而久之，“八九”一代就被遮蔽，再也看不到改革的目标，而眼中只有敌人，把与中共作为敌人作为最高目标，甚至不惜牺牲民族使命和目标来与中共敌对。
开枪后“八九”一代和民间的怨恨是正当的，但不是理性的；是道德的，但不是政治的。这与民族使命和目标并不吻合。当仇恨充满 “八九”一代人的心中时，广场上关于自由民主的追求就萎缩了，把反共当作唯一的最高的目标，而不是当作追求民主自由的手段。这样就把手段当作目标，发生了异化。
仇恨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情感，如果是那样意味着内战，“八九”一代应该从敌对的状态走出，让自己成熟起来，把中共的磁化驱除干净，让自己长满胡子，成为一个成熟稳健温和的另外一个父亲，取代残暴专制的前父。“八九”一代应该超越仇恨，理性起来。超越仇恨并不是忘记仇恨，而是不把仇恨而是把理性当作政治抗争的基础。政治决断不能基于仇恨的激情，而应该基于理性，否则冲天怨气达不到目标，倒坏了大事。虽然这些要求高于常人，但是“八九”一代应该做到的，因为他们将承担将来领导中国的责任。
“八九”精神的背叛者
在1989年开枪后沉潜下来的“八九”一代的政治立场到底如何？他们与当年的自由民主诉求，以及未来的宪政共和如何衔接？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被思考。
“四五”一代跟我们“八九”年轻一代，生命体验上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永远站在西单民主墙，而后者永远站在血淋淋的天安门广场上。代际的精神鸿沟比想象的要大。“四五”一代的理想，我们认为是对的，可是我们会考虑该怎么办。年轻人无法忍受只说不做。
一种“八九”一代视角何以可能？“八九”一代不可能总是只能听老师的，把自己的脑袋给老师当跑马场，而迷失自己。什么是“八九”一代，“八九”一代自己是什么？在天安门广场上，“八九”一代发生了什么精神蜕变。是自己的成年？还是老师羽翼下永远的孩子？
正是“四五”一代与“八九”一代的行动渴望不同，同时试图超越“八九”一代单纯的仇恨，才造就了“八九”一代的“背叛”者。他们的起点都是“六四”，但同时背离了天安门，但是他们的一生都在“六四”的磁场中。这批背叛者就是学院少壮新左派思想精英。
批判“四五”一代对立法者的遗忘，这没问题，但是长时间长规模的批判，而没有关注如何出现立法者；他们所采取的道德批判方式，容易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让偶然与暴力为主旨的“人神”崛起。这像轮回的玩笑，他们将最重要的教诲在极端的互相批判中，彼此帮助遗忘掉。“四五”一代遗忘了政改的目的，期待塑造凌驾体制之上的超人；而天安门背叛者则忘记了几千万人牺牲和中国革命失败流血的教训—— “人神”崇拜，这是危险的，与改革的目的南辕北辙的。这二者都是对1949年错误秩序的强化。
我的结论是，新左派被吸纳进入体制，站在体制一方说话，并且以为自己捍卫的是普遍秩序和公共福祉。新左派是对“八九”精神的背叛。“八九”之后，自己趴下并不可耻，甚至可以为趴下辩护，例如可以用个人主义及“保存生命乃是第一要务”来为自己辩护，可是不能将之当作普世价值。自己趴下，就不要论证别人也应该趴下，乃至把别人也拉趴下，以遮蔽自己的丑陋和恐惧。即使出于恐惧，大部分人都趴下了，但人们的心中还是必须以“站立”作为标准，千万不能将多数当作真理。“站立”必须是绝对价值，绝对高度。“八九”后，掌权的人丧失了明天，变为其幕僚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公共性。强制即奴役，后者好像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才，他们考虑的政治方案，是以被奴役为前提的。
走向政治成熟
单纯仇恨不起作用，可是反思仇恨，也不能堕落到对“八九”的背叛。《中国不高兴》中有一章节隐约谈到如何超越“八九”一代的仇恨，并且引用了我超越仇恨走向政治成熟的说法。但作者还是处在仇恨与对“八九”的背叛的二者之间。我觉得比较成熟的政治立场是：不再相信中共说什么，冷眼相看它做什么。也就是割断精神上的联系，找到自己，然后找到恰当的政治道路。
“八九”一代需要重建自由主义本来应有的高度及价值批判体系。自由主义被污染了，被下降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简单对立物。“八九”一代虽然被政治压迫，从主权中流亡，但是他们可以发出主人的声音，进行主人式的战斗。
我认为对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不应该建立在“八九”开枪之后的怨恨之上，而应建立在共产党对宪政做了什么，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 “八九”开枪的仇恨，极为朴素，无可厚非。但是“八九”精神绝不是非理性的仇恨，因此需要化仇恨为力量，让“八九”精神回到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宪政追求。“八九”精神实际上就是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它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实现宪政理想的一部分。
我们“八九”一代应有自己的视角，就是说“八九”打破了历史对现在和未来的约束，这就是直接要求终结专制，实行宪政。顾准说，我们要有笔杆子，把鲜血当作墨水的笔杆子。革命性事件，例如基督复活和法国大革命，有开启新纪元的能量。“八九”运动打破了约束， 让时间急速往前流动，撕裂了当代历史的惯性，将人们从1949猪圈或紧箍咒中带了出去，将中国推向宪政中华，那个未来美好的国度。
在“八九”运动中，中国近代以来的有关“公正”“民主”“宪政”的梦想，被再次带到民族命运的面前。“八九”运动恢复了民族对宪政的理想、信心和勇气。五四运动和民国的创建，构成中国近代新的开端；而“八九”运动凝聚四五运动以来的所有健康力量和美好的理想，把堕落的当代，带回到五四运动和创立民国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