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浮出水面呼吸

“文革”时候，我们那个山区小城最吸引人的街景之一，就是商业局门口的布告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贴上几张外地公判大会的布告，上面各种犯罪都有。其中一种罪名便是跟外国发生关系，或是偷越国境，或是偷听敌台。那个年月，许多人家是不敢交待自己的海外亲属的，沾上边就是里通外国，子女前途也就完了。

这就是我当时对“海外”这个抽象名词的印象，总是与罪名联系在一起。因此，当1980年国门初开时，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有一种新奇和惶惑交织的感觉。那时与来华的外国人接触，还有许多不成文规定，接触多了就会遭到干预，但国人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却挡不住，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信我们的生活是全世界最好的了。友谊商店门口，总会有一些闲人围着，看到外国人进出，便发出一阵嗡嗡声，大胆的人还会喊一声刚学来的英语：“Hello！”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曾写过一篇科幻小说，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谈话。结果，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能浮出水面。开放之初的民众心理，也相似。

电台里开始每天播放《英语九百句》，经常能看到各种年龄的人坐在街沿上，认真地呀呀学语。就连收听《美国之音》，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在学英语了。此后还流行过《跟我学》、《基础英语》和《新概念》等外国人编的教材。

那时我已经考进了大学中文系，才知道国家已经在公派留学生出国，但都是选拔理工科学生。从1980年开始，又容许自费出国留学。我也没放弃英语学习，也许潜意识里，还是想将来出国看看吧。没想到，我后来的工作就是和外国留学生打交道。更没想到的是，几年后在南京遇到一个研究梁漱溟的美国人，她是开放后第一批来华进修的学者，她向我和朋友介绍了捷克作家昆德拉，随后我将他的小说译成中文，大学时学的英语终于派上了用场。

当初的开放，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谁也没意识到中国从此加入了全球化进程。随着技术的引进，不可避免地也涌入了各种思潮。人们开始知道了西方人物质生活的富裕，某些制度性安排的合理。视野开阔了，必然会产生新的思考和对生活新的要求，那种被安排的幸福再也不能使人们满足。许多人开始漂洋过海，更多的人希望让自己的国家早日融入世界。此后市场经济的确立，多元社会的共识，其实都与外来制度文化的触发分不开。

所以，每当看到某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排外表现，我总会想，既然已经浮出水面，我们就再也不愿回到水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