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思考者，我在中共身上看到的是，一团团来自民国的神秘病毒，一团团人类文明幽暗的病毒，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而且异常强大，是毒日头，要么光耀得你瞎了我们的眼睛，灯下黑，要么被灼伤而病毒入侵。可以近距离观察，身处庐山，如此地狱最深处的病毒体，是一个政治思考者的幸运，却是人民的不幸。
我确信并坚持民国奠基时的基督教精神，但因为民初时国体不彰或说国基不牢，民生和社会改造问题不力为急迫解决的压力反过来影响国体国基。民国奠基为奠基原则和基督教政治神学彰显的时刻，不久或同时成为遗忘的时刻。因最强烈的新天新地千禧年期盼，对秩序和人的期盼过大过于急迫，赌注全压在人间秩序上，就会短暂地就转为绝望和怨恨，本来需要继续新生但佯装已经新生的，披上羊皮的狼儒家士大夫就立马成为领导阶层。这就是梁启超的新文化运动。此时本来应该是政治民族的构建，就堕落为文化民族和文化政治领导权的构建。以五族共和和各省联邦开始构建政治民族的努力，被搁置，剩下一个空洞的口号。
罗马教会原初与其他教会是平等的，后来怎么就凌驾于其他教会之上呢。是不是说凌驾之前，各大教会之间也是如今新教教会这样平等联邦关系。那么罗马教会凭什么嘛，据称是凭着神学专业高深对教义问题和争端的裁决。罗马教会变为罗马教廷，是一个法庭，罗马教廷继而成为继承罗马帝国的法权，成为囊括整个欧洲的政教合一大帝国。这符合行政权来自司法权的一般原理。法国建立官僚体系的时候，行政权也从司法权而出。所谓耶稣首徒彼得建立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继受取得彼得的权柄，是建立的传说上的神话运作， 总之是自我宣告的政治动作。一旦回到原初新教教会联邦与罗马天主教的司法宪政主义，再到“中央集权”，就可以看到信仰的归信仰，政治的归政治，政治如何在符合信仰立场的前提下，由联邦制，到知识权威树立司法性政治权威，再到中央集权绝对权威。
这个与民国以来的变化是类似的，民国奠基是十八省联邦，比较薄弱的联邦，然后再到国共两党的中央集权，不同的是弱联邦，也同样弱司法宪政主义主权。既然信仰的归信仰，非信仰的人的政治，只要符合信仰原则就行，反对罗马天主教的霍布斯认为，信仰的外在层面公共宗教礼仪仪式和争议的教义纠纷归利维坦（国王或议会）裁决，利维坦本来就是法庭。信仰的外在层面是政治的，神学教义是人对上帝圣言的把握，还是属人的，还是政治的。既然是政治的，属于人的，罗马教会都能自我宣告为帝国性最高权威，为啥我英吉利王国就不行，只要自我宣告为帝国，教义纠纷不能上诉于罗马（当时英国有个法律禁止上诉到罗马），国王为最终裁决者，不是就行了，如洛克说的只能向上帝申诉。这么一来，教会的间接权力转到国家手上，教会在国家之下，处于守势，独立性遭到侵害。此时，国家必须是一个上帝为帝基督为王的民族教会。
深受卡尔.施密特影响的德国法律理论家波肯费德写了一句战后德国政治思想中几乎引用率最高的话:”自由主义的世俗国家依赖于自己无能保障的先决条件而存在”。我在2005年出版的《待建的诸神之殿》之中和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宪政国家有着它的黑暗地基，之所以黑暗就是不能动用政治手段明目张胆地去建造，这黑暗地基包括民生与国体问题，一个民族国家一成立，三权分立等政体的宪政性安排等可以确保，也是政治能完成的，然而民生问题动用政治手段财产再分配，牵扯财产制与自由的对立，国体问题动用政教合一的组织手段，必然形成极权主义导致自由丧失。比较下美国与德国，宪政政体安排后，美国民生问题因为幸运的例外和科技发展回避了，国体问题由基督教与公民宗教的关系也解决了，而德国必须有掠夺犹太人和海外扩张来为民生问题解决提供可能，国体问题就需有法西斯主义在长期拖延后短时间内以极权主义组织手段补课。回到民国初年，其政体安排并不距离美国太远，还是民生和国体问题的拖累，民国理论家把这二者概括为国基未固。国基之说，就与我说的，在美国宪政那里看到的宪政之黑暗根基是吻合的。正基于如此，我将五四运动后国共两党”军政训政宪政”的民国时期，当做补课历史时期，在结婚成年后还要补恋爱之课，试图补足美国立宪之前的社会契约和立宪的黑暗根基，于民国历史，这段时间就是网络游戏的外挂。从国民党的蓝朝到共党红朝的改革已死，可以看到民国历史中一个亚历史时期的开始和终结，循环中的一个完整小环节。我写过《改革是一个世界末日》，就是说这段亚历史时期的终结，补课时期的自我成体系世界以及结束。
既然五四运动到改革已死是一段上夜校补课外挂的亚历史时期，也就是明目张胆动用政治手段为自己填补黑暗根基，从而把前政治的，变为政治的，这叫做前政治的政治。也就是辛亥革命民国奠基之后，本来按照历史进程，是运转政体，暗中或者无意中促成国基巩固，但先天不足必须自己在光天化日之下扭转宪政搁置宪政来补足宪政之黑暗根基。海德格尔说自己处理城邦的奠基事物，前城邦的让城邦之所以成为城邦的事物。就从美德中三国比较，美国幸运例外神赐，而德国中国必须以极权主义手段让民族国家之所以成为民族国家的根基短时期生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由不得慢慢的自发秩序形成，德国中国都是美国宪政的前美国时期，极权主义补根基的外挂时期。民国以降的补课外挂时期，国体危机问题可以说主要以政体僭越国体，如国共的党国体系，陆独与台独都是例子，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隐含以政体完善来成就国体完善，这也与他后来政党政治之路径吻合，然而国体必须要问，以人民在场和革命权的方式来问，这也是美国宪政的人民主权启示，排斥人民在场和革命权方式问，而以士大夫道统来代表垄断，就有国共两党之极权主义方式代表人民在场和革命权，人民在场和革命权的主要发动机是民生问题，士大夫道统也排斥加剧了民生问题，士大夫道统在现代性时期内蜕变出来的启蒙僭主之政治精神位格与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冲突与张力（以毛泽东和共党之间为典型），同样彰显了民生问题以获取政权分赃或垄断代表权，或成为人上人来解决，给民国国体问题加重了危机。
一旦界定我们处在补课外挂的亚历史时期，就可以很容易地说，八九改革已死后，还谈改革的还谈素质论的，就是他妈的逼就是一辈子不让我们出集中营学校，拿一个政改来骗我们说你看看会给你们毕业证书的，你们还要好好学习别乱来别乱动听党的化才有好果子吃。谈革命是不想补课了。其实补课的亚历史时期内，任何当时当下的时刻，都有不想补课结束补课掀翻学校的争论与革命冲动。当下是不是就要实行政改，这一问题就是最好的说明，民间时时刻刻渴望当下立即政改，官方各种各样的敷衍和踢皮球。孙中山以军政训政宪政一开课，本来就是在背叛民国的逆臣贼子政治面相中出现的，是逆潮而动，隐含者民国精神与补课历史的对立与冲突，反对者甚众。还有后来二三十年代的独裁与民主思潮之争论，再有卫国战争后全国立宪的推动。49建政后一样如是，只有在毛统治的高度恐怖时期被压下去，学校集中营中皮鞭抽来，正是不让辩论。毛一死文革后期就有立即宪政的渴望，又被邓以改革给拖延转嫁了。邓的改革时期就没有必要说了。补课的强迫与不想补课的反抗之间对立与激烈冲突，充满在补课外挂亚历史时期的每一个当时当下时刻。
毛泽东发布的文革布告，第一条就是要”打倒国民党”发动派。文革中的人民文革，很大程度是在前面被镇反的民国精英儿女的反扑。文革与民国的关系，经过反右文革中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肉身性重新阐述文革，已经晦暗不明。因为共党强有力的消灭和知识分子解放的本性，民国性在改革时期已经彻底消灭，当知识分子与所处体制已经和解或者很大程度上和解，这个体制再为野蛮原始也可以沐猴而冠，类人猿把自己当做人了。改革时期意味着补课与不补课的激烈冲突变为和缓，可以坐下来协商，因此是中共合法性的最大时期，几乎全民都默认了，在49建政后反共党力量，尤其是最底层的一直存在而且强大，但在改革中几乎都放下武器了，此时民国性被也被放下了。从知识分子的视角来看，好像改革以来抗争越来越大，其实这仅仅是知识分子自己解放的幻觉在放大，而且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解放，其解放意味着底层民众受国内殖民的程度加深，变为无形让民众哑巴吃黄连，抵抗连道义性都被剥夺，以户籍制度为例，改革更强化了，以劳教制度为例，文革中人数比改革中一个零头都不到，这一些加深的逼迫因为不是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因此并不是改革的负面标志，改革是抛光的驴粪蛋。一旦跳出跳出知识分子的视角，就会发现对体制的抵抗，远不是我们读到的那样，抵抗历史的真实面目，遭到书写者笔墨的污染。
时间上距离民国奠基越远，对中国问题的政治思考，越脱离政治理性主义，技术和手段上的采取，更近于病重乱投医，盲人摸象，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总结起来就是一猴子丢西瓜捡芝麻的过程。基于现实条件的约束和必需性，而在技术手段上转化为逼迫民众偶像崇拜的意识形态，但是在民国原初目标如何在场就由政治理性主义滑倒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混乱深渊，用巫术信仰和神秘主义来把握，这个过程也是民国法政系出局，而文人兴起文青治国的过程。巫术信仰和神秘主义之集大成者，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民国的黑暗之子，也是民国历史酝酿启示预备的敌基督。我这里模仿耶稣是预备的基督之说，也模仿希特勒是西方现代性预备的敌基督之说。我在毛泽东为人格化的历史神学中，读出民国国基未固，黑暗根基酿造总体显示于毛泽东身上的过程。国基包括民生与国体，这是非常到位世事洞达的政治理性主义，这种非常成熟的政治思考，逐渐被巫术信仰和神秘主义替代，在毛泽东身上形成总体性或终结。于是可以说毛泽东身上整体打包着民生问题与国体问题，民生问题在民国历史以及沦陷期间的流变，国体问题在民国历史以及沦陷期间的流变，虽然我初步在《改革之死》一书中处理民生问题的流变，但对民生问题如何影响国体问题的交互性没有碰及。毛泽东身上有着对这混乱的启示，49秩序如同循环由毛泽东走向远离毛泽东，如今又回光返照回到毛泽东，我们必须开庭审理这段沦陷时期到底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国基巩固问题上。
毛泽东是一口把大陆沦陷区人全装进去之井，因此沦陷区人需要和民国发生联系，必须经过毛泽东。这就相当于基督教耶稣之真理:我是中保，道路，真理，非经过我不得到父那里。耶稣是让自己彰显上帝，而且自己丝毫不成为阻挡者，而毛泽东是自己截流，让大陆沦陷区人对民国以及原初精神都归到自己是神像里面，自己是阻挡者，抹掉了民国，自己成了唯一真神。当然已经被装进去，身体和心灵已经
全部沦陷的大陆人，绝大部分必须通过毛这桥梁才能回归民国，也就是站在49年与民国的关槛上。49亚历史走到尽头，回光返照也是时机情势所在。要么坚持毛复兴，于当下现实中实际走法西斯主义道路，要么回归民国。这是大陆人当下跳出毛泽东之井时必须做的决断。此时徘徊期待都在法西斯主义框架内，即使打着民主宪政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