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兰：通常，人们对那些具体的、直观的、可以真实触摸到的东西更感兴趣，但对那些抽象的、虚幻的和看上去是不切实际的话题，往往提不起兴致，或许“社会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主题。今天，每当人们触及到这个主题，总会让人感到无聊和心生厌倦。
然而，它又是如此地贴近乃至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它里面，受制於它，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和延续着它。因此，如果我们不去真正了解它，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一个认识自我的重要参照物，或许还是最重要的。
马 萧：社会主义并非是在传统政治哲学的废墟之上自然演化出来的历史果实，也不是某种“客观规律”发生化学反应凝结的必然性产物，相反，在每一点上，它都充满着人工雕琢的痕迹，它是人类在理性和进步主义的蛊惑之下，尝试建立一个完美社会，并彻底改造人性的一场政治试验。
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型政党，共产党正是以将人们从受压迫的旧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名义，创造了一套全新的、比旧制度更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凝固的、不透明和阴森恐怖的等级制社会里，人被压缩成权力金字塔结构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每个人都被迫给压在他上面的人充当垫脚石，同时，每个人又在积极地压迫着他下面的人；每个人的命运都由他的上一级来决定，与此同时，他又在捉弄和操纵着他下面的人的命运。这种纵向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制度，既毁灭了人性，也将人的尊严碾得粉碎，它把人当作可供国家机器上任意驱使、践踏的奴隶，对人的苛责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如果从一个平行的视角来观察社会主义，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所传播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无神论学校，由党的信徒们从事教化社会的神圣职责，而人们则被当作一群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有时，它会突然之间变脸，转变成一座军营，或一所监狱，党与社会的关系则转变为战争的胜利者与战俘、狱卒与囚犯的关系。至于这种转换在何时、何种环境和政治条件下发生，完全取决於党及其领袖对形势的主观臆测、评估和判断，并按照党的政治意图来重新塑造社会，即使是最有政治经验和嗅觉敏锐的人们，也无法准确地预测到这种变化的发生、延续和暂时的中止，以及又在何种情况下进入下一轮的循环。
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往往同时兼具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职能，比如，当它将精力投向教化社会时，有可能设置一个秘密的战俘营或地下拘留所，用来惩罚那些思想开小差、不服管教的社会成员；而当它被改造成军营或监狱时，又可能开设一个政治教育的补习班，用来拯救那些“失足者”，同时，让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在极度惊恐、无助、绝望的境况之中获得一次喘息机会，一个得以“新生”的希望。
通过不停地调整、转换和被迫适应新的局面，使人们永远处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始终疲于奔命而无暇它顾，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它所理解的、处於不断运动状态之中的“历史进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制度与人性的冲突有任何缓解的迹象，事实上，党始终在任何一点上抑制着自由的萌芽，而自由却总是试图在党所控制的任何一处薄弱环节寻找生存的突破口。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无法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真实关系，因为他们所捍卫和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恰恰是与人的自由背道而弛的东西，而解除对人的束缚，意味着将党置於一种非常荒诞的境地。
因此，一个自由和人权的捍卫者，即使不公开站出来反对，也会天然地处於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倪玉兰：事实上，共产党正是以反对“阶级社会”的名义，创造了一个新的共产党统治阶级，悖谬的是，它却总是将“人民”摆在一个神圣的祭坛之上。而在一个思想和言论受到双重禁锢、人们没有表达自由的极权制社会，人们实际上并没有立足之地，在这种境况之下，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这是十分可疑的。因此，像“左”或“右”此类简单的政治术语，是否能够反映出当下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对此，我持一种怀疑态度。
马 萧：我认为，在中国大陆，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只存在谎言与真相、谬误与真理、野蛮与文明的对立。也许，那些以自由作为价值归依的人们并非尽善尽美，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例如，表达的自由、行动的自由、信仰的权利以及对普世人权的认同和尊重，这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至于那些以“左派”自居的人物，无论他们是以传统主义的名义，还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统面目出现，不论他们的观点多么具有蛊惑性和煽动力，在我看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胡言乱语，只是在寻找各种借口来回避实质性的问题。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知识份子的价值取向和内在的道德要求，既不能以当权者们的政治需要作为前置条件，同样也不能刻意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兴趣和主观情绪，他们的目光应投向正义与真理所在的位置，而正义往往并非被深锁在深宫院墙之内，真理也常常远离那些喧嚣、浮躁、人云亦云的热闹场所，在这一方面，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譬如，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德国，毛泽东时期的造“神”运动，等等。
现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乃是西方、特别是法国知识界围绕苏共以及苏联式社会主义所形成的政治辩论，至于在苏联阵营内部，也许存在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与反极权的政治反抗者之间的隐秘对立，也许还存在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与不那么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只是在实现马克思的终极预言的时间、路径以及将采取何种手段的认识上存在分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苏联社会存在过所谓的“左”、“右”之争。
事实上，只有在一个开放的、多元主义的、各种声音都能够得到尊重的社会环境下，讨论各种观点和价值以及它们的相互差异才有意义，而在一个共产党控制之下的极权制社会，并不具备这种政治宽容和多样性的条件，显然，它更加接近於一种前现代社会的自我封闭形式，与外部世界维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更确切地说，它处於现代社会的对立面。
很大程度上，西方“左派”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之所以推崇马克思主义，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批判西方自身的制度提供一套现成的哲学语言，而苏联式社会主义则为西方社会走出“资本主义”困境开辟了一条道路。在此意义上，苏联成为西方“左派”知识份子心目中顶礼膜拜的“圣地”，即使苏联内部发生斯大林式的恐怖“大清洗”，他们也对此置若罔闻，保持沉默。在他们眼里，任何对苏联的揭露、批评和指责，如果不是那些居心不良者的恶意毁谤，至少也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不明智做法，因为这将意味着是在变相地替西方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
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公开出版，斯大林以及苏联制度内部的残酷真相被公诸于世，长期为苏联辩护的西方“左派”不得不为此承受声誉上的代价。然而，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反思苏联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简单地将一切罪责归咎於斯大林个人的独裁、残暴。
直到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声名扫地，西方“左派”知识份子也仍然一如既往地为马克思主义开脱，他们将责任推卸给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推卸给列宁和他的战友们，认为他们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责他们不应当采取暴力和激进主义的方式，在一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结果导致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在他们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和平主义和议会斗争的道路，来实现从资本主义内部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自然过渡。
总之，在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眼里，哲学只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哲学，无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亦或宗教，而其他的思想和精神学派，要么是在为马克思主义的福音降临人间创造条件，要么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解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上也只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一旦出现问题，那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过错，只是它的信徒们错误的理解了其教义，无论是对苏联，还是其他共产党国家，态度都是如此。当然，如果恰巧还存在其它类型的社会制度，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来重新定义它们，要么，它们正亦步亦趋地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要么，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这一“终极真理”，属于尚未开化的“野蛮人”。
正因为头脑中提前预设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他们也因此进入了一个从精神上无法实现自我跨越的死胡同。这种荒谬的逻辑至今仍然流行於许多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的思维方式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们将今天的北欧国家冠之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语言去解释这些国家的社会形态，同时含沙射影的用来敲打和攻击西欧社会以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同当初对待苏联的态度如出一辙，西方“左派”知识界宁愿视而不见的一个事实是，被他们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国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基督教社会，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相信无神论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假说。很难想像，一个丹麦人，或者一个瑞典人，如果他们遇到什么人生烦恼，会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例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哥达纲领批判》）中去捕捉“阶级斗争”的灵感，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去教堂和《圣经》的话语里面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以及相信祷告的力量。
事实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古典政治学语言，已经完全无法描述和准确概括今天世界的真实面目，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那些残存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亦或世界上其他地方。然而，西方“左派”知识界非但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去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来理解、分析和定义世界，相反，在苏联解体多年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重新回潮，这无疑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现象同时也在提醒今天的人们：这个世界在自我迷失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