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佛教中的小乘与大乘之分。去政治化去公共性的基督徒，只关心自己个人生命的救赎，即使自我拣选已是天国子民，也不要排斥政治问题与公共关怀。如果真的已经走过独木桥，就不需要排斥，以为政治公共关怀就冒犯了他，危害了他。别人的阳光道，影响你的独木桥不成?这样的人就像一个小市民就蜗居，听到别人说要革命就要抢他的一样没有安全感。自我肯定为精神贵族，就无需在意别人是否与自己同一。
基督徒这个称谓来自外邦人，是身份的要求。基督徒的身份认同意识对信仰有帮助也有败坏。这个需要清理。
都说基督徒不恐惧世间权柄者的权柄，只是暂时妥协，不与计较。可是到了中国，很多从世间权柄处得到好处的，玛门赐下的好处的基督徒，对世间权柄的恐惧，对魔鬼的恐惧，甚于对上帝的恐惧。
上帝赋予中共敌基督或玛门的世间权柄，在中国基督徒的灵命状态中刺下割裂出深深的伤痕，这道伤痕并不是脸上看得见的，而是心理灵魂中的，但迟早会由心头上来“脸书”，让瞎子也看得见。
我知道极多的八九一代加入家庭教会，并成为领头羊，八九中以及后面中共对他们的弹压关系，在他们肉身上烙印，迟早会在神学或者教会中浮现，与现实中政教紧张关系共振，与教会的公共责任共振。
我比较反感家庭教会对三自教会的攻击，这是来自基督徒教徒而非基督徒的，是身份而非灵命上的，就因为三自教会组织上属于党，他们相信组织会攫取信仰。这正是身份意识的特征。可是成为家庭教会教徒的，很大程度上是城市里中产或知识分子，往往把自己血气和肉身渴望冒充了信仰，在灵命上未必比三自教会信徒更深。而皈依于家庭教会，正是其身份承认的危机所致。
不从身份上，而从灵魂中神人虔敬来看，家庭教会不是应该忙着与三自教会开战，而是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自我审视是不是让自己对敌基督的恐惧以及玛门的渴望，成为自己的阻挡者。来自中共体制对基督徒灵魂的奴役，是发生在基督徒心中的，并不发生在其身份中。在世间恪守世俗身份，在心中灵魂中是否属灵，这才是重要的。
凯撒的归凯撒，顺从但不要被心灵捆绑形成立场，具体的事情可以服从妥协，也可以抵抗，但别有心灵上的捆绑。形成立场与主义，也就意味着拉着别人，指示别人要求别人也要投降妥协，例如造出什么基督徒公知身份。在中国基督徒公知要有较大公共性，一定意味着投降的捆绑成为主义成为伦理要求。
我的粗浅理解是，不要把共党秩序给出的身份，带到教会或者教徒空间，还当官员，公知，那么身份就会捆绑心灵。教会就像革命后新生新人的新世界，不能带着旧秩序的身份进来。就像辛亥革命后民国，你还想当皇帝，你到了台湾还对饭店服务员说，我是福建公安厅处长，车子呢。
可以特定的事情将就妥协，但不能因此与世俗世间中将就妥协形成的心灵秩序捆绑接轨在一起。在没进教会前，你可以贪污腐化，把潜规则当做显规则，把当官发财当做自我实现，从而妥协默认并且支持中共，为了有话语权可以不抗议，但进了教会，可以被迫做，但不要说成是对的。
基督徒在世界中各持自己职业身分，在教会中散失这一些。不管抗争者来自何种身份，千万别以身分意识来抗争，抗争的话语是宪法与权利，以人的面目来。自由不来自身分，而来自生命本身。来自身份的，要的是特权，而非自由。
没有经过凯撒的试炼那关，没有经过旷野试探那关的人，总会暴露出马脚，投奔到共党的怀抱，或者身在教会心在共党或者共党给出的天地里。这个三自的牧师或者管理者应该最挣扎，时时刻刻的折磨或心灵征战。在文革迫害期间，流血掉脑袋的危险临近，死亡临近，管你是普通信徒还是留洋回来的神学博士，管你是农村老太太还是神学学富五车的大主教，都是人，直面人的本真，生与死，此时有什么多少知识和多高身份都毫无意义，能做的只有祈祷上帝。
知识和知识分子身份，要有作用，一定是党国容忍和需要的范围内，能为党国所用的。这种专制原罪，与《圣经》中反智是一样，亚当夏娃吃了知善恶果，立即赶出伊甸园。所罗门王的智慧自大就堕落国分裂为两半，所罗门王本身就是大卫王违背律法抢他人老婆的果子。智慧本是虚空，越多的知识，说明距离上帝越远越失宠，需要借助于知识去靠拢。耶稣说，老太太的虔信比知识分子强。施洗约翰和耶稣以极为严厉恐怖的态度，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知识是暧昧的，能构成阻挡，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是有害的自义。
八九一代在六四后出埃及，也就是从知识分子或者替补的身份认同挣扎出来，从共党允诺的天之骄子的今生情欲中挣脱出来，他们经历一次旷野试探，在坦克和子弹前粉身碎骨的勇气，类似于魔鬼让耶稣跳下悬崖，加入共党参与分赃的诱惑，类似于石头变食物，加入共党成为特权者分享帝国殊荣，类似于万国权柄。如今在出埃及的旷野里，试图彰显知识分子身份或者公知认同的，就是罗德的妻子或者想回头重回埃及的以色列人，小信的人呐。
把信仰立场问题，把政治立场问题，简化扭曲为认识，知识问题的弊端，在在各种立场辩论中暴露。认识，知识不好，不等于信仰不好，政治把握不好。不学有信，不学有术的，大有人在，相反知识越多越愚蠢，被自己的知识性欲望，例如征服欲，例如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遮住眼睛，把剥离知识认知的阻挡性，回归本原非常之难。如伊甸园的知善恶果，知识就与道德纠缠在一起，谈知识，就意味着可能指向内省自我批判的道德要求，更多的指向批判他人“律他”的道德要求。
知识与善恶纠缠不清的关系，自苏格拉底开始，到尼采，是一笔糊涂账。知行分裂，有认知没行动也没道德，正是文士与法利赛人的特长。在中国的反共政治立场，不是认识不到位的问题，认识对此没用，也不是道德问题，再好的好人遭遇现实处境都没法良知起来。也就是苏格拉底以降的知识道德批判，在当下处境是快掉到地上的箭头，相反极有可能就是极权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讲知识良知的，就是共党御下小资产阶级给自己头上添个珠宝装有品味。真正要行出“良知”时，遭遇共党打击的跑得比兔子还快，投降得比谁都大义灭友。环球时报用来压倒周锋锁的讲个人成功神学的那一些阶层，在九二下海前比谁都爱讲知识良知。因此，不应该把当下的基督与凯撒关系问题，面对中共立场所应该持有的政治立场表述为知识良知。政治立场是人与人关系，并不是神与人关系，它是信仰的外围问题。
我不敢讲信仰，但敢讲信仰的外围问题。不要把福音道德化，变为良知，福音是神人关系，道德是人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产生的知识良知怎么僭越神人关系的福音。正是这种僭越，才把第二性的外围的，如家庭同性恋如政治立场，也当做第一性的内围的，没有神人鸿沟。反对人的道理的，例如赞同同性恋，就被当做反对神的道理。
当反共的政治立场被当做知识良知，进而进入福音救赎的内围，那么你对共党罪恶认识不到位，你不够用嘴巴反共，你就没拯救。这么一来，就陷入异端陷阱:上帝不高于共党，而是与共党捉对厮杀，同一级别的对手。
如此就受到政治问题的心灵捆绑，把凯撒的归到上帝那里，从而上帝与凯撒，神与人对垒。律法在旧约中是一种禁令，“勿为”，不得做什么，到了新约就转化为爱，要爱上帝，爱邻如己，变为道德指令。在政治立场中按照旧约律法好办，不要对中共偶像崇拜就清楚了，放到新约来，那么是不是要爱仇敌呢，是不是左边脸被打了，应该把右边脸也伸进过去，十字架被拆了，是不是把教堂也让出来被拆呢。也就是说，如果变为知识良知立场，爱仇敌也是对的，二元都对，你要抵抗共党，你就违背了爱仇敌的基督教诲，这个说法也对。
我是说，在把整个人类都合一的教会内，或者把包括共党在内的中国人组成的民族国家教会内，如果认为中共能像罗马那样皈依于上帝，那么你就爱仇敌吧，就像保罗一开始不是基督的迫害者然后被拣选为使徒的吗，只是中共能否像罗马那样皈依的判断和历史启示，权柄属于先知。你可以自认先知，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
但如果你如果是个普通信徒，没有特殊领受，就不能通过宣布“我没有敌人”那样自命先知甚至模仿基督，是敌基督的概率极大，是伪先知的概率极大。律法要求的是“勿为”，十戒也是要求“勿为”，伪先知的罪极重，还是不爱仇敌的好。
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被要求清楚:战胜攻取敌人城池的原因是律法，并不是人力。并不是知识良知或者个人的政治立场，能导致胜利，不要把政治立场要成为一种伦理道德指示：你应该爱共党或者应该反。
只有在共党不断入侵的抗争过程中，才能消极实现，在这个处境中，你才能听到内心的声音:上帝指示你应该如何看待共党。
在坦克面前，在推土机面前，少数人跳出来，做顶住的麦克风而且要求别人也跟上做麦克风，会跟上的人很少，不如后退与后面的人组成一排一排人墙，启蒙不如维权，当大部分人不跟上的时候，发声是单独的没力量的，不如退下来一起沉默地人墙围城。那么简单的“十字架”重立，就打败了政府，挫败政府的意图，多么神奇。
以公共舆论来抨击共党，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陷阱异端中:上帝站在共党的对立面，要么你站在上帝一边，要么站在共党一边，上帝与共党是对等的。
坚守信仰立场，就一定意味着取胜。守住，为自己辩护抗争，不是一定要主动进攻，或者用话语反共。
在因为坚持信仰立场教会被拆毁，与不顾一切的坚持信仰立场之间，那个是正确的选择，答案不言自明。为了避免教会被拆毁，如果与信仰立场有冲突，而让恐惧绊倒。有了恐惧开了门缝魔鬼就容易统治心灵，就如保罗说的，为了兄弟姐妹而背叛主。
基于放大的恐惧自居为受害人或者非有教会不可的欲望，而不是真实的教会保存与信仰立场二选一，此时心中那种保罗对兄弟姐妹的爱都没有，完全可以说站在信仰的对立面虚无中去，为了教会其他都不重要了，保存教会的目的高于一切，至于信仰立场放任自流，至于持何种耶稣凯撒关系，何种政教关系，不加以信仰立场的审查。自保罗说的“为了兄弟姐妹背叛主”开始，奥古斯丁到霍布斯，都有一种宗教大法官的旷野政治神学。当救主耶稣还没再临，不在我们中间时，就要有组织建制来顶替他起作用，以维系信仰或者其替代品。非有教会组织不可，再往极端，依附着权力欲，就会变为教会之外无救恩，唯我独尊，就看权力欲多高是如何牵引，要的是代表权先知地位还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让自己成为教皇教主。权力欲与垄断欲望成正比，也不好说权力欲就没有爱，为了兄弟姐妹，教皇无谬误也是可以成立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传说”中宗教大法官也有比拟基督般无私的爱。在特定处境下的耶稣凯撒关系方案，政教关系方案，是和平共处还是尖锐对立，是顺服统治者还是反抗统治者，只要是属人的，虽然在上帝之前可以自我宣告，但需要接受神的审判，并且为自己辩护，自我辩护越强大，在世间存续越长。只要属人的，都不是永恒的，短暂的，临时的，在此时此地合适，换个地方世间就错了。也就是相对的“正确”，并不是自给自足，可以自我为义的，是自己的权益之计，不好推己及人，否则容易绊倒别人。
就像英美判例法，每个案件的判决理由都是特殊的，不好说一定适于用后面的，其他的。是否适用，要看其判决理由契合神法自然法和普遍法的程度，其前提条件的异同，结果的好坏。也就是神意的审判裁决。就像一个人自认先知，有着特殊领受，但是否是先知，这要看神的裁决。政治方案之上有神的裁定审查，判例法判决之上一样有，自认先知之上也是一样，这是合法性规则，合法性规则是一个共时性的，可以垂直审视的结构，这个结构通过更高的渊源或起源来验证某个发现的预设的前提条件和结果。在神的审判中自我辩护，就是不断减少预设的前提条件有限性，减少结果的不确定性与非意图性，这样政治方案等才能延续，不被上帝的气变乱或者毁灭。圣托马斯在《神学大全》中说，在属神的事物上不会有区分，除非是借助于与起源的关联。基督徒是平等的，但使徒借助于与起源耶稣基督之间的关联，是有区别的。帝国于民族国家，无形教会于有形教会，自然法于法律体系，是起源，也因为与更高的起源关联更大。
如果不以信仰立场排斥政治排斥公共性，或者迎合，不用刻意凸显强调，信仰立场中自然包含着政治立场:凯撒的归凯撒，不重要的事情，别打扰信仰就行。排斥一样的是一种基于恐惧的去政治化立场。信仰立场无权益之计，而政治关系上可以有，但不要捆绑绊倒别人。就像一种民法上的权利，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界限。政治立场是外在的，次要的，而且是临时的，不要永久地与信仰捆绑销售，从而陷入迫使上帝与魔鬼捉对厮杀的异端陷阱中。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零时的，变动的，相对的，捆绑销售会出问题。
政治立场肯定是此世的，复数性的，与他人在一起的，那么就要苛求是否符合信仰立场或者不阻挡信仰立场，注定不是私人化的。信仰立场是政治立场的起源，要审查审视政治立场，政治立场需要在信仰面前自我辩护。从耶稣新纪元开始，希腊的政治公共性遭到贬低，对死刑和战争的偶像崇拜神秘主义需要审视，也就是去魅化理性化。别打扰信仰，不被妨碍，呈现保守自治，不是为了反击而反击，而是为了保守而反击，不在外部而在内部正当防卫，拔掉进攻的牙齿和斩断黑手。即使是反击，是主动的，也会呈现一种辩护性。
就像罗尔斯在911之后提出的问题，为了捍卫美国自由，必须主动出击。主动出击与自我辩护之间呈现暧昧状态，并不是人力所能把握，是否主动出击，这要取决于神意，而不是人自己的鼓动。主动出击了，也许就影响了美国自由，帝国与自由之间的冲突从古到今。这也是我批评所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基督徒公知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原因之一。守卫教会，消极抵抗是对的，而主动在教会之外设立知识分子战场，这可是暧昧的，不好说的。
作为基督徒要不够荣耀吗，还需要公知或者知识分子身份作为修饰，或者高人一等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