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一、虎照门

2008年6月29日，耗时将近9个月的陕西华南虎照门事件终于迎来一个有限的积极结果：官方宣布虎照为假，小演员周正龙被刑拘，13个涉案官员受到惩处。

不过，虎照背后尚有重重疑团，黑幕之后还有黑幕——在当下的政治结构下，重重黑幕是注定无法被完全揭开的。迄今为止，围绕虎照门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官场丑态需要总结评析，以期让虎照门事件成为社会演变过程中重要的照妖镜，通过它来折射当下怪异的官场和权力生态。通过虎照门事件折射出来的公民力量的成长，也让我们有理由对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保持适度乐观，公众的持续参与将可以对抗劣质化的官场生态。

有论者将华南虎事件比喻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取景框，在这个取景框里“恰恰集中了这个时代最为荒诞也最流行的某些社会元素，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历史标本。这些荒诞元素中，既有无耻无畏的摄影造假、以假乱真的图片PS、底线失守的自我炒作、名利时代的扭曲喧嚣，更有少数官员明目张胆的政绩造假、愈演愈烈的官僚主义渎职作风，以及虚构项目、套取财政专项资金的权力腐败。”“官场本能般拒绝公众质疑批评，极尽太极手法的推诿塞责，耗费巨大经济成本、制度成本及公众信心资源却毫无半点结果的调查鉴定……谎言藏于某些官员“以人头作担保”的豪言壮语中，真相包裹于厚厚的腐败马甲之后，政府形象与公信力被无节制透支，华南虎照恰如一根搅屎棍，将一些地方龌龊不堪的官场习气连底搅起，腥臭难闻。”（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张培元）

我认为这些分析和定性是到位的。华南虎事件虽然一波三折，具备不同寻常的戏剧性，不过其内在机理并没有任何新鲜东西，简单的讲就是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冲动（这种利益包括现金，名誉，政绩等等），通过制造噱头来讹诈套现那些几乎没有什么约束的专项预算资金，甚至，造假事件就是权力层上下心照不宣的一场默契表演，唯一针对的只是中央财政的钱袋子，只是陕西地方官员将这场假戏演过了头，被原本可有可无的观众发出的嘘声坏了好事。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不受纳税人权利和透明规则约束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四处糜烂腐败乱象的一般性源头。腐败故事虽然越来越有“技术含量”,腐败所呈现的形式也越来越有创造性，一些不为公众所了解的复杂的产品和路径设计，都成为了腐败的载体，庞大的财政资金源源不断的输入到“利益相关者”的口袋。我们知道，这种腐败产品几乎可以是任何产品，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科技项目，公共荣誉，都可以承载种种隐蔽的洗钱路径。而华南虎事件中，这种产品也算相当有创意：通过联合造假，相关各方可以各取所需，而其中周正龙的所得其实相当有限，充其量，他只是一个小演员。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些巧立名目的利益相关方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时代的民间智慧，在庞大的网络打虎群体面前，他们进退失据，功亏一篑。

二、官僚集团

虽然虎照门事件的基本逻辑并不新鲜，只是官僚机构一贯的腐败机理在起作用，不过这个故事还是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独特性之一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荒诞事件中，那么多官僚群体愿意一次次为之背书？为什么这个事件的纠正需要耗时将近九个月？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

华南虎事件因为一开始就展现出强烈的戏剧化效果，而成为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牵涉其中的政治利益不言而喻。从技术性角度来看，鉴定一份照片之真伪，几乎没有难度，广大网友已经从各个角度指出其中之疑点，结论在官方正式结论出台之前，早已经不言而喻。可是为什么面对这么一个简单事件，从镇坪县政府到陕西省林业厅，甚至到林业部，以及陕西省政府，都不断的被卷入，在一个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他们为什么要在一场越赌越输的赌局中不断增加筹码？

对于这些追问和疑惑，官方倒是备好了一个答案。据新闻报道，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正永6月30日在省政府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表示，这件事充分暴露了相关机关和公务人员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责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

不过这种答案说了等于没说。它本来就是用官场套话来敷衍那些追问，根本不会针对问题本身提供一些有价值信息。追问到这里，也许需要一个新的视角才能继续分析下去。

这个视角，在我看来，就是官僚集团的兴起以及在此基础上和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在本文的叙述中，官僚集团指的是那些行政部门，事务部门的官员群体，而政治集团指的是那些主要承担政治功能的官员群体。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在本文的语境中，都是一些中性词汇，没有任何道德的褒贬。

之所以提到官僚集团的兴起，是因为在中共早期架构中，官僚集团空间被压制，官僚集团几乎沦为附庸。从49年-79年，中共体制内充斥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出来的干部，基本忠实于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官僚集团，也没有形成官僚阶层明确的共同经济基础。79年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事务管理的需要，官僚阶层重新萌生并缓慢发展，不过党管干部依然是基本基调，官僚体系湮没在后台。最近数年来，经济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和多元，一些规章、制度和法律逐步出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官僚集团有了长足增长，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也日益凸显，政治集团对官僚集团的掌控能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

虽然从广义上来说，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共同构成了一个政治生态，享受着一些共同的利益机制。不过，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利益之侧重点是不同的。官僚集团关注的更加具体：薪酬待遇，职业升迁，职业荣誉，事务处理等等。而政治集团关注的自然是政治利益，比如合法性、政绩，民意，指导思想，政治稳定等宏大叙事。政治集团关注的公众认同度、政府公信力和权力的公共形象等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利益，通常不是官僚集团关注的重点。民间俗语说的，屁股指挥脑袋，实则暗含了这种利益的共享和分野。

在华南虎事件中，包括镇坪县林业局，镇坪县政府，以及陕西林业厅和国家林业局的相关官员自然地成为了官僚集团的成员；而那些主要担负政治责任的官员，尤其是和体制存在深度相互依赖的官员，比如陕西省长，省委书记，以及更广义的高层政治人物和机构都可以被视为政治集团。当然在本文中，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这种区分并不严格，在某些情况下，相关当事人的角色是可以转换的，这完全可能随着事件所影响的利益大小而来，比如省委书记在某些时候也可以归入官僚集团成员。

华南虎虎照的处理过程，深刻的反映了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分歧、抗争，以及最后的妥协。

上文说道，华南虎事件是官僚集团中相关机构的一种套利安排。当这种套利安排面临破产威胁的时候，官僚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被迫不断下赌注，而这个事件可能的政治后果却被低估或者忽视—毕竟政治后果通常不是官僚集团关注的焦点。当虎照门演变成为一个人所皆知的公共丑闻的时候，这些官僚和他们相关的部门依旧负隅顽抗，睁眼说瞎话。这足以显示官僚阶层在利益驱动下罔顾整体政治形象，以地方、部门和个人利益为最高追求的现实趋势。

可笑的是所谓的政治集团，也许受制于政治派别林立，权力争斗失措，内部规则相互纠缠等约束，或许是因为系统超负荷而导致麻木，对于公众舆论和重大社会议题已经失去辨识能力（请参见拙作：“中共脑死亡”），加之必须借助官僚阶层维护稳定的需要，患得患失、畏首畏尾，长期间任由地方官员大量损耗整体政治权威（实际等同于对中央权力的绑架），在华南虎丑闻中表现得有些麻木不仁，任由事件蔓延，即便在公权力的政治形象一路走低的情况下，也长时间没有割肉止损。或许，他们也采取了许多劝慰性的举措，希望官僚集团能自我纠错。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内，陕西官员采取了掩耳盗铃的方法，对于这个话题有意回避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一方面是政治集团对于华南虎事件的麻木消极，另外一方面是官僚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积极主动，因此这件“皇帝的新衣”继续穿在表情已经僵硬的权力身上。正是官僚集团利益诉求的畸形生长，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集团形成一种功能障碍，使得政治集团已经无法及时有效的清理门户，而最后政治集团被迫要处置的时候，形象损害已经不可逆转。

在华南虎事件中，政治集团最后噩梦醒来，作出有限交代，拘捕周正龙，处罚了13个官员。这姗姗来迟的交代虽然触动了特定官僚的利益，但由于官僚集团与政治集团共同分享的利益之牵制，这种被迫处置仍然是“舍軍保帅”，小人物作为替罪羊被抛出，丝毫没有触及体制性根源，其公正性和合理性必然被舆论诟病，更谈不上从此抑制和约束官僚集团牟利的不择手段。

华南虎事件之后，陕西省政府进行所谓整风活动，但明晃晃的照片再次把严肃的整风变成民间笑柄，整风会场中有不少人睡态可掬，丑闻之后再出丑闻，这也算是官僚集团的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个场景吧。另外，整风会议上的领导发言，显然仍在回避华南虎事件的本质，用一个较小的谎言掩饰另一个巨大的谎言，本质并无不同，如何能够指望参加会议者打起精神倾听领导发言？

三、民主化

民主化有许多种模式，威权体制本身走向衰败是民主化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央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统治集团和社会力量之间都在发生着复杂的互动，某种程度上都在瓦解着中共的威权架构。而华南虎事件的处置过程表明，兴起的官僚集团和走向衰败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在许多公共事件中，都能挖掘到这个博弈的影子）

这个变量值得更多关注，不妨多花费点笔墨，继续分析他们可能的博弈痕迹。

一个转型中的威权政体，由于有着制度性的分歧，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自然会产生裂痕，他们之间的摩擦，控制和反控制等博弈是一种常态。通常来说，政治集团拥有主动权，因为他们占据在权威的顶端，拥有人事任命的生杀大权，而官僚集团则表现出某种依附性。不过，政治集团的一个软肋是，他们必须依靠官僚集团执行其政治诉求，如果说政治集团是大脑的话，官僚集团大抵是他们的躯体。没有了躯体的支持，政治集团也就无所依托了。因此，在博弈当中，政治集团和官僚集团必须进行适度的妥协，通常的做法就是点到为止，而不能斩尽杀绝。

这种关注重点的不同，注定了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在相互配合的时候，也会相互博弈，甚至相互分裂以致背叛。每有轰动海内外的大丑闻出现，政治集团总要抛出官僚集团的几个人作替罪羊，这会让官僚集团内部逐步积累起“替罪羊怨恨”，替罪羊怨恨的强烈有时甚至会使某位下台官员公开抱怨，从而揭露出政治集团应负的责任。比如，瓮安事件中被撤职的公安局长就满腹牢骚，抱怨警察过多地被推到非警务事件的第一线，直接与民众对立、冲突。

为了防止这种后果，通常来说，政治集团需要提供必要的利益刺激，同时也需要给官僚集团一种意义说教：那就是通常所谓的意识形态等观念层面的粘合性。因此，在极权主义鼎盛阶段，官僚集团几乎和政治集团密不可分，反应在现实生活中，那就是官僚集团具备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主动把政治集团的利益内化为官僚集团本身的利益，牺牲了官僚集团的职业利益，而完全依附于政治集团，也就是极权话语体系中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不过随着极权主义逐步过度到威权主义，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不断出台的是那些自相矛盾却日益破败的政治说教，同时政治集团已经无法约束官僚集团进行利益攫取，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恶劣生态中必要的生存技能，因此，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逐渐显示出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的趋势。

政治集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绝对主导权，在很多议题上，不得不迁就官僚集团的利益，这是威权体制内在的癌变。站在民主化的立场，威权体制内在的这种癌变也许不全是坏事，官僚集团的利益驱动和惯性运作特点，有时也可以部分修正政治集团决策的偏执和不切实际，为民主化导入提供一个窗口。

当然，官僚集团的利益诉求不应该得到纵容，华南虎事件表明一个失去约束的官僚集团面目将如何扭曲，这种扭曲也不能指望威权政治来加以修正。这种修正必须要依赖现代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是一种权力约束方式，通过宪法，通过公共参与和程序化的民主设计来约束权力。这其中，官僚集团的势力无疑也是约束对象之一。与党国专制下通过政治化，道德化对官僚集团的约束不同—这种约束一旦被反动，必然意味着官僚集团利益化，腐败化，民主制度下对官僚集团的约束是通过法定的程序和透明的规则，还原官僚集团的专业特点，形成必要的职业规范，官僚集团才能真正回归现代社会的专业集团，法制化，专业化，非人格化，并受到法律和职业伦理的约束，取代极权主义体制下官僚集团对政治集团的人身依附，人身追随等关系特点。

官僚集团的这种演变轨迹意义重大。林茨和斯泰潘合著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提到巩固的民主政体需要五个相互作用的场域，这些场域彼此之间相互促进，使民主得以巩固。首先，必须存在一个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第二，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主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第三，必须有法律可以确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和独立的结社生活。第四，必须存在一个国家官僚系统，可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第五，必须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略有雏形，公民社会已见端倪，而政治社会似乎还在孕育，鉴于互联网的影响，公民结社似乎有了功能上的替代品，华南虎事件也映出了官僚体系的模糊面貌。威权体制到民主体制的巨大鸿沟之间，社会本身却呈现出了很多相似性。

也许在“虎照门”喧嚣的背后，民主化序幕已静悄悄的展开。

2008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