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严密管制下的自媒体繁荣中，舆论和事实日益脱节。
这几天，大陆舆论场最热闹的莫过于疫苗事件了，尽管看上去复杂纷纭，主要的角色也还是那么几种，一是为政府叼飞盘洗地板的，一如既往，还是胡锡进主编的《环球时报》唱主角，一是问责政府的，各种大义凛然状，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慨。此外就是科普派，此前主要由松鼠会等专业出演，此次则换成了方玄昌、和菜头等人，其主旨倒非洗地，而是试图提供一种智商化生存的鸡汤。
实际上，在过往的历次公共事件中，基本都是这几派的交锋，剧目大体是五毛和公知对唱，然后科普派或理性派作逍（quan）遥（ru）状，这次的特点在于，以前的逍遥派，这次却成为了主要的火力点，和菜头遭受到了最大的火力，尽管我对于和菜头的理性鸡汤也不感冒，但是，骂倒和菜头，问题疫苗就解决了吗？和菜头成为火力点，在我看来，可能是一个隐藏了某种大众心理的思潮现象。
问题疫苗和毒奶粉一样，都是这个体制的产物：不可问责的政府、没有独立的媒体，没有公民社会的力量，等等，共同造成了这种现象一再出现，而所谓解决之道，当然也就是建立一个能满足上诉要求的宪政民主体制。以前公知和五毛的争论，主要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近年来，随着一轮又一轮针对网路言论的打压，体制问题日益成为禁忌，已经很难再成为焦点话题了。此外，强力打压本身也使得体制改良的预期不再具有吸引力，两相作用之下，原来的公知大战五毛剧目，也就逐渐淡出了舞台的中心位置。
对于绝大多数微信和微博的受众来说，体制变革也显得是那么遥远和不切实际，当问题疫苗之类问题出现时，诉诸于体制变革，对于内心的焦虑和恐慌来说，可谓毫无用处，相反，问责派的大义凛然，科普派的理性客观，都可以提供及时有效的安慰，前者让人觉得，这仍然是一个具有价值观的正常社会，充满了正义感和道德立场，而后者则让人觉得，即使这是一个难以信托的时代和社会，凭借自身的理性认知能力，仍可以安然度过一切危机，两者从不同的维度，安抚了广大焦虑和恐慌的心灵，满载这两者的文章，也就迅速传播了开来，两者因此形成某种竞争关系。
也因此，在我的理解，和菜头成为了主要火力点，首先是大陆舆论界在强力清场之下，越来越不具备讨论严肃问题的可能，其次则是社交媒体膨胀，涌现出了大量的鸡汤需求，并因此形成了某种同业竞争关系，当然，我说问责其实也是一种鸡汤，可能许多人难以接受，但是，没有宪政民主体制，当然就不会有可问责的政府，不信，且看看在当前体制下，问责的代价如下：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中，问责的当事人赵连海，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盟许志永，后因推动新公民运动，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郭玉闪也在2014年被拘押，近一年后才放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谭作人问责地震灾区学校，最终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试提出图调查灾区学生死难真相的艾未未，被失踪81天，罚款1500万。
而在和菜头与问责派之间，令我更加不以为然的，可能倒是后者，在一个不可问责的体制下，言之凿凿的问责，相比上述付出代价的赵连海谭作人们，不仅沦为了一种廉价的作秀，还提供了一种体制可问责的虚假安慰。在当下的大陆舆论场，受制于严密的管制，胡锡进之流的叼飞盘和洗地板固然不堪，其他话语实际也意义有限。这倒让我想起在互联网舆论兴起的2006年，当韩寒大战白烨时，许多人都站在韩寒一边，觉得体制内文联作协这些人啊，是落伍和无聊的要死，未来一定属于在网络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如今，十年过去了，当初的网人也纷纷成了意见领袖，可实际上，现在的大陆舆论界，其实同样落伍和无聊的要死。
受胡平先生文章影响，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曾相信，相对结社（组党）自由，言论自由有可能先期获得，而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的出现，更被看作是对这一论点的支持，也因此，许多人都对于大陆的言论现状给予相当的重视，视为大陆转型的先行指标，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根据自由之家等机构的评分，大陆的言论自由状况始终稳居全球倒数的行列，这表明，在专政体制下，指望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政治权利单兵突进，并成为获得其他权利的基础，是不现实的，大陆言论现状的变化消长，也因此意义有限。
可笑的是，尽管大陆的言论自由水准几乎纹丝不动，但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尽管大陆互联网自由位居世界倒数第六，当局对媒体的打击一轮又一轮，自媒体却是一片热闹景象，而在媒体严密管制下的自媒体繁荣中，舆论和事实日益脱节，为了满足需求，舆论会主动寻找哪怕是伪造的事实来发动狂欢，如春节上海女孩到男友家的那桌饭菜，又或者是借题发挥，进入体位竞赛，如这次的疫苗事件，这个时候，所谓的自媒体舆论实际就成了脱口秀，既与事实无关，也与价值无关，只关乎点击和投放，在这个话语场中的各种撕逼，和曾经的体制内论争一样，只是茶杯里的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