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寻找出路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站在未来，来鸟瞰当下还有什么遗产，可以用来资产重组。过去和现在的整体局面，已经无药可救。
推特推友“六四广场@xcityonfire”说，前后尴尬的70后，或更早的世代，在整体意义上，已经“没有未来”。未来不在于你“接受或妥协于现实、历史”，而在“创造未来”的自我主体性。真正走在最前面的，真正致力于未来的，真正建构未来政治基本盘的，一定不是往后看寻求政治资源、不是“前三代”最美丽。
初中生高中生以及二三流大学的毕业就是失业的大学生会成为抵抗的主力。而进入211大学的大学生与老师，就算没戏了，体制的既得利益者。90后之前的大人就算了，读了书，有了家庭，没了血气，也没了彻底撕裂的能力。90后肯定会成为抵抗主力，所以帮助他们如何抵抗，是我们要干的。
献身于反抗行动，作为生活方式。当然新世代的年轻人，不比我们或者更前，是因为追求入体制而不得或者被抛弃出来。可是还是有问题:就像你要加入教会，献身于教会没问题，教会足够庞大可以吸纳。可是这个民间就有点不好说了。
退无可退，也因此一往向前，然而路径还是与前人一样:个人反对行动坐牢传播。耗费维稳资源的效果是有，但要有规模也是成问题的。只能说在动机和立场上，无污染了。当然，比文学性抒情多想一步，其实也没大用。在扩大基础，降低门槛，帮上大款各种类似“教会”上做文章。
即使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游击队，也会想怎么不正面冲突，化整为零，或者奔袭后面，或者游而不击，总之保存而发展壮大自己。这种游击队贴海报的战斗方法，海报上有几个男女明星，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呼召同伴，指出小伙伴会很多，用也是有用的，当然还是旧的路径。旧的路径还主要是追求个人影响力的增加积累，也就是成为海报上的明星。如果参加的小伙伴很多，基础庞大，并且有类似基督教教会吸纳，那么贴海报抬明星，应该是很有效的战斗方式。但此类的新世代人，应该还是极为少数罕见，绝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在网络游戏和幻想中，也就政治敏感和个人反对行动的高门槛高台阶划开了一道很深的鸿沟。
文学性手法没法回答目标怎么实现，“怎么办”问题，它的办法相当于宗教信仰，献身于它，寻求合一，预设“如果很多人都这样，也相信很多人也会这样”，剩下的就是念咒祈祷，以虔敬和清教徒式的努力，来呼唤目标实现。
然后现实中的个体英雄主义，在旧的路径中扩大个人影响力。另外一种的“基督教信仰”。新世代无污染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大追求统治控制影响他人的权力欲，自己高兴了，得了自己所要的明星化就行，就是不会在目标实现和自己作为参与的主体之间，设垄断性的手脚，不会真理感的鬼魂上身依附。
反对反对党
太阳花运动及其社运政党化的第三势力，在民进党还是反对党的时候，构成对反对党的监督或者发对。这是台湾社会内部的边缘反对主流，社运反对政党。这是宪政里面的创新。这种创新遏制了民进党执政后与国民党之间的协同效应，避免民进党变为新的国民党。例如当时本来民进党就开华山会议要冻结台独党章，结果就停住了。拖住后退，不让变质或者向对方倾斜。
当大陆党内民主派和自由派已经三十余年，作为中共的反对派存在，积累沉淀，同时僵化，同样需要第三方异质力量来做内部的反对。内部的反对比内部的支持更加能壮大力量，因为不管内部如何矛盾，中共都知道总体上是反对中共，而内部反对比同一种声音更能吸引有差异的人参与，从而数人头更多社会基础更大。
有人批评数，你为啥不去批评反对共党，反而批评反对知识分子呢。为啥不去批评反对共党，反而批评反对国民党呢。那是因为前者只听得懂武器的声音，批判的话语对他等于零。对敌人，持武器的批判，对朋友或者被敌人吸引住的自己人，持批判的武器。如果说我们是多骨诺牌游戏中一个部分，在压在下最下面的，要翻整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逃跑，跑掉整个就倒塌了。所以要做的就是跑掉，而直接压在我们身上的，就是知识分子，只要摆脱知识分子身份的诱惑和控制说教，就有机会逃走，不跟他们玩。我们只有话语批判，那么这是我们可能发挥作用的唯一武器，批判知识分子，这也是在当下做我们能做的事，尽我们的力气，有着民间主体性。僵化的格局，需要搅乱才有生机，那我们就来搅乱，切断传销体系中的上线，搅乱让上线知识分子与更上线权贵之间的矛盾激化。
中共给中国人灵魂塑造了内战性，也就是在内战中解决精神政治救赎，解决什么外在世界问题都是自己人先打一打。四五一代带来的代际冲突，只会加剧内战性，且中共严重汉化，造成没有民族矛盾，只是内部矛盾，把历史上最严重的官民矛盾内化为三代人的内部代际矛盾，会造成父子相仇，就像圣经中描述那样。因为四五一代作为毛儿子，不管毛左还是毛右，是被严重拖延满足，被特殊政治实验的残废品，他们被迫与后面八九一代八零后九零后挤在特定的，本来不属他们，属于后者的生存资源中。这种特殊的代价变迁，会有还没预料到的后果，引起前所未有的裂变。现代性之弑父与青春期叛逆，将更加突出的发挥革命作用。八九一代受四五一代挤压排斥，八零后九零后干脆就是被殖民地。身下压着下一代。我觉得这种代际压迫和冲突是明显。因为四五一代是人类历史以来最没有底线，最依赖权力政治，而且被上山下乡扭曲过灵魂，拖延过青春欲望，又被改革宠幸过放纵。是要与后面无限抢要生存资源，尤其是性资源。
四五一代人对全中国人的阶级斗争开始了，习的统治代表整整四五一代人。刘小枫教授出现在习与民主党派的生活会上，撇开其政治观点不说，可以说是四五一代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表现，习近平足够弱势到不能再政统与道统合一，开始像八十年代那样与同四五一代人共享道统。
批判共党的虚假希望
对专制的批判被限制控制在教育与新闻领域的一部分，它不允许跨越到行动的一步，只要这么残酷地制造知行分裂，遏制妖魔化知识批判的启蒙，不断延迟阻挡行动，就足以拖垮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吃红利，把他们熬过去，老去。经济吃人口红利，政治安定一样。改造世界是多么迫在眉睫，而批判陷入无效的泥潭。
在共党看来，从目前的社会结构走下去，就社会影响力而言，话语和精神领导权二三十年内，仍在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处，而8090后要取而代之，还是很远的事情，而且他们似乎天生爱生活不爱理论主义话语权，也就是没有多大的代表权渴望，对付他们，给美女汽车生活足够了。8090后他们要行动被灭，基于他们迫切问题的苦恼和疼痛，二三十年后才会登上历史舞台。而且他们的问题意识与四五八九一代的有些很大的断裂，几乎唾弃后者的建构。所以对专制的批判，前面的深渊很黑，所站立的土地已经裂开了巨大鸿沟。
我的经验是，接触了很多在政治或者经济文化中掌握很多利益权力的人，就会发现人心与他公开表达的政治立场，根本没关系。所以把人心当作战场，迫使别人公开站在他们这一边的，都是另外一种专制主义者，另外一种五毛。靠近民主的人心，已经不成为稀缺性，且不敢公开表达靠近民主立场的人，并不是通过说服的而且公开表达，而是通过土工的打击，或者被技术条件的变化，或者守望相助而激起的勇气。徐永海曾说，西单墙的心理经历，启蒙是勇气的启蒙和走远一步的开路。不是稀缺性，就不是战场。而且稀缺性的战场，是假战场。左右派都是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不外乎承认的危机和话语权问题。在不同的场合会说不同的话，就像任志强 ,在开会的时候，别人说拥护的话多了，他就会反对。如果听到了反对的话多了，他为了出头，就会拥护。他们没有立场，把立场都做头饰或者化妆品。只能依靠舆论，没有开拓或者忽视舆论人心之外的政治能力，我相信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反对的文人议政的政治浪漫病毒，又会祸害将来政治几十年。
《恐怖法》说你恐怖就恐怖。这个没啥好说，就怕土匪强盗有文化，要是赤裸裸的凶神恶煞，就好办，要么搞死他，要么被搞死。有文化了，就会难办，一会儿装斯文，骗得你一愣一愣的，把身家性命乃至信仰忠诚全给他，你发现了，再翻脸恐怖你。最可怜的就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就像被家暴强奸的女人一样，被强暴也可以沾沾自喜:我很有姿色吗，不然怎么强暴我呢。翻译成知识分子语言，就是我的写作很有影响力，对共党构成威胁，不然干嘛请我喝茶抓我坐牢。反正对他好一点，她就希望起来，对家暴丈夫好的很，要感动他起来，孩子对家暴丈夫说粗话，她就打骂:民粹，太民粹。家暴丈夫暴打她，她就大喊:我这么有姿色贤惠，干嘛打我。
本来是清楚的事情，共党是国家恐怖主义，我们是被恐怖者，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强调，一次又一次的做出道义判决而没有任何执行力:你们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一千万次判决后还在判决，判决到死不休。这个清晰的局面被搞混就是总是有很多被家暴强奸得很惨死去活来的家庭妇女知识分子，当家暴丈夫装斯文的时刻，就立即写一篇文明实现了，反响不小，搞得大家都迷糊了，到底他妈的不是强盗土匪了，就得有揭开真相皇帝新衣的小孩站出来说，你们知识分子贩卖虚假希望。虚假希望的恐怖更可怕，因为让你看不到恐怖真相，温水煮青蛙没法逃。
我的看法还是民间主体性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曾几时，我们认为民营企业是我们民间的，认为网络公司是我们民间的，认为都市报是我们的。
可是南周事件特别清晰地画出一条线，报社内外就是体制内外，二者之间的鸿沟断裂比我们魔幻现实主义的认为是一伙的，要真实，断裂鸿沟是真实的，而一伙的只是在酒桌上的。当所谓的社会新事物的生长，例如互联网足够政治分量，中共要追上来加以体制化时，我多年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放弃的好，一个为了民间主体性，另外一个当中共要加以体制化的社会新事物，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对抗或者隐形对抗保持存在，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还有一个这一些社会新事物的也担心我们在场带来敏感，给中共借口，也有排斥性，我们不在场比在场更好。还有一个我们用道义资源为这么多社会新事物背书，他们交过税没有，分享过物质资源没有，反而觉得我们要靠他们一样，例如民运分子就打扮为知识分子，软弱无力地依靠知识界和传媒。就像古代的美女，凡是被中共成功体制化强奸的，我们就抛弃，例如八九后的高校，例如大陆化的香港，通过抛弃他们才能造成他们抵抗体制化的需求越大，以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和断后路，才能迫使他们背水一战。要是还和他们站在一起，南周事件中南方报社的人，对街头的声援的驱赶担心之心，就会暴露，而且他们也变得更加自大，担心并且自大着。
刘晓波曾有一次对当年参加广场绝食备受批评解释说，他本来是反对绝食的，可是只有加入学生绝食站在一起，才能带动他们走出绝食。与维权人士站在一起很重要，固然维权是一种没有办法被迫的将就和适应，那么就得将错就错，走完这一遭，进行一次试错，才会发现错误，带领一大批人走出错误。当与维权人士站在一起，并且走出来，形成的空档就有新人补充进来，就像金字塔这样逐层流动升迁。曾经是维权人士走到金字塔更高的上空，那么维权运动的空间也会或有或无地提到更高的高度。凡是已经被体制化，或者被捕获，或者被维稳高度纠缠而深陷沼泽的，就断然抛掷到身后，这是一种决疑术:虽然不知道走出去有没有出路，但是原地踏步和回头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原地踏步的价值顶多是保住不沉下去，并且让其他人逃跑。只要是被体制化的，就是完蛋的，没有出路的，所以宁可是体制外超出49秩序的虚假希望，例如不被相信的民国当归，也不要是可以被体制捕获或者僵持成沼泽地的，与体制纠缠不清的立场。这也是决疑术。就当下而言，基督教和民国中共也要体制化，体现为基督教中国化和国共合作，但是这场逃跑与追上来捕获的战争才算开始不久，而且我相信这是体制化的最远临界点，极有可能反攻从这里开始，引发全面合法性奔溃。体制和被体制化的虚假希望全是黑洞，出路全是悬崖，超越于其外的希望和出路可能是虚假的，却有可能是对的，是可以试错的，如果不行可以换一个，或者被追上来体制化，就可能引发合法性奔溃。在改革和维权之外，新的可能性，我承认仅仅是可能性，甚至是虚假希望，但我愿意为此下赌注，如果能成，就是火车车厢之前的新火车头，如果试错失败，也仅仅是我等少数人的失败，可以承受的代价。这也是决疑术。2003年维权运动兴起后，就有几波合法性上的试错实验，第一波是高智晟等的维权绝食政治化，第二波是零八宪章，第三波是新公民运动，政治反对（南街运动是二者的混合）和民国当归。一波致力于解决前一波的难题。倾向于去政治化的我，倾向于认为新公民运动和民国当归在合法性征战与现实妥协适应方面比较好，剩下的就是打压的可能性。我观察到，凡是被镇压的民间运动，就没法起来或者很难起来。避开打压而游击壮大，在中共统治的常规性之外模糊地带播种，利用中共不得不利用的政治合法性空间，例如国共合作统战台湾。习马会和明年政协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后，打压民国活动的概率要小得很小。
庙里的泥胎，拜的人多了，就成了菩萨。很多人都认为是菩萨，你告诉他们仅仅是泥胎，说他们愚蠢，说明你是愚蠢的。真神打倒伪神，人的知识良知勇气打不倒伪神，也就是伪神也高于人。对于毛，已经是伪神，启蒙派和右派对他没用。只有抬出真神来压倒修正吸纳，把伪神掏空。
秦晖老师最近的《走出帝制》，让我想起一件事。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我们一起在成都安仁镇樊建川博物馆开会，我被杨帆安排在最后讲民国辛亥革命的新教奠基。后来吃饭我和秦晖老师做在一起，他说你这篇文章应该从太平天国讲起，我说对哦，我的全文就是从太平天国讲起。然后我说，其实我们来评价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功绩，应该以三民主义为标准，例如民生干的怎么样了，民权干的怎样啦，民族干的怎么样啦。他赞同，然后以民族为标准谈共党的民族问题，例如新疆三区革命问题。我觉得这老一代的，与我们一样，在年轻的时候，肯定也受过民国问题的冲击，有着自己的回答。只是当他们进入公共领域，被流行的改革话语或者左右派话语标签化。我们至少比较幸运的是标签化不深，容易守住年轻时候从更老一代或者民间民国遗留问题的灌输和先入之见，正好碰到网络时代，于是就喷吐出来，形成民国立场。也就是说秦晖老师等如果再回头一点，回到其年轻或者从民国过来的家世影响，能摆脱可能已经过时的改革话语标签，因为改革已死的绝望，他们也会逐渐找回自己身上的“民国”要素。
多从未来的构建入手，让批判服从与构建。批判无助于改变过去和当下，未来的构建却能影响当下，救赎过去。因为即使是强大无比的掌权者，大军的统帅，在未来和命运之前，也是前途未卜的，不确定性的，偶在的，因此在未来的死亡面前，与手无寸铁的一心构建未来的我们地位是平等。去批判站在历史大厦和现实庞然大物面前，轻微于鸿毛。要想战胜，只有在未来处，那一些沉沦于现在的人看不到认为虚无地带下赌注。
这里就是就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共党熬不过就砍了他自己。所有的双刃剑都砍共党。青年学者郑涵说，我觉得共党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双刃剑，只是共党强大，暂时不会伤到自己
天津爆炸，民间舆论拒绝他人感动，需要复仇。这以前没出现过，说明民间舆论不断摆脱中共的阉割，知识分子的设定，回归了民间的原始和自然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能不能做到再说。赤裸裸的作为人的态度，而不是阉割为太监的态度。 复仇是民间主体性的。例如高勤荣坐牢多年，出来后反山西的腐败，报复山西官场，是为一种复仇。这种反腐败，比普通的多出一种主体性。反腐败是手段之一，只要手段允许，就会有新手段，不会嚷嚷非暴力等让自己做太监般有真理感。
历史性报复何以可能
民间只有不断被克制压得死死的报复之心，只有嘴硬，也就是说不断被延迟的历史性报复，于当下和可持续性的当下，成为一种偶然性，概率极小，不被当一回事。就像一个大人怎么会畏惧一个小孩的口中咆哮手上扔石子的报复呢。
清末杀秋瑾的道台自杀，不仅是因为良心谴责，而且是因为儒家士林作为良心谴责的江湖共同体，还有满汉矛盾清皇室贵族为少数人。如今的历史报复主体何在?法官的良心谴责就算了，法官在维护稳定秩序的信仰中，维护当下性中可以找到自己的正当性依据。士林呈分裂状态，一部分维护现秩序，另外一部分因为不满而反对，二者交战互相反对也使士林无法承担这个道德使命，反对派的承担呈内卷化小圈子化，也在短时间内无法扭转。第三个由于中共比较成功中国化，中共的（不反对者）基础是大多数。至少在当下以及一般人预期的较长时间内，历史性报复的是不可期待的，遥远的，不现实的，杨佳是个极少极少的特例，不可广泛复制的。如何突破这个少数人困境呢。
历史性报复没有决心，没有行动，光是嘴巴上恐吓，而且是一个个个体的非暴力所自我消解的恐吓，对于无神论和对现实偶像崇拜的法官傀儡以及背后操纵者而言，手一挥就带走了，转眼就忘，不会辗转反侧寝食不安。历史性报复，如果基于未来民主潮流和利益遭到当下阻碍而产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期待的，仅仅是抽象空洞的。所以既然是历史性报复，就不能现在成为未来的过去后，反过来清算，没有现在开始报复的预备和当下的现实广泛支持，未来的报复也是软弱无力的，或者根本没有能力的。因此，要有历史性报复，就要在当下就翻起过去的历史仇恨，积攒发酵起来，例如民国精英被镇反被屠杀，翻起家仇国恨。基于过去历史仇恨的报复，才在当下和未来真实而强大。追求和解非暴力并且遗忘过去历史仇恨的立场，对历史性报复来说，是自我消解的。
我们还没有能力历史性报复，那么只能做翻旧账旧债，各种各样的，从土改，镇反运动到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文革到改革中的受害受损。我们就翻旧债，把各种旧债都翻出来，翻到公共领域中，变为不可回避不可和解的冲突。
可是这种翻案文章，必须以维权运动的面具出现，也就是不能变为忆苦思甜，控诉过去的罪恶，不能为今天的改革和改革延续为的法西斯化服务。即使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维权，强化了现有法律体系的合法性，也不能为专制之改革延续服务。把过去的恐怖和罪恶，当做改革和法西斯化的推动力，也就是进步论，是邪恶的。变公民启蒙模式为公民维权模式，也就是拒绝维权模式进入改革模式和法西斯主义阶段。
莫千里说，不仅要为屠夫辩护声援，还要对构陷者个体进行审判。我认为说的对，如果从未来审判角度进行当下建构，民国是最大的当下建构。其他的也有，如良知哦，只是暧昧不明或有或无。将来的报复可能性，要有当下看得见或者经过努力促手可及。不然普通人和威胁的对象，嗤之以鼻，连黑社会都不是。
反审判，要有威胁力，不能诉诸于良知。即使诉诸于良知，也是唤起内心恐惧和对未来清算的恐惧。所以要有现实可以看见的不远的，没法回避的报复。否则普通人和对方把你当一个葱。
那么在行动设计的时候，就要给出一个邀请:预计有多大的政治化效果。来自体制的镇压就应该成为传播的途径和增长点。如何在去政治化增加被捕获难度时，又能彰显一种高度出来:我们是利用了你们政府。与政治反对相比，去政治化的，倒是拉开了距离，反而有这种可能性。宋庄的行为艺术家，其行为艺术如果把政府的镇压也纳入行为艺术的一个部分，就代表着利用政府的成功，主体性的胜利。
新世代个人“怎么办”
相对于新世代的抗争者的内心纯粹，对照出来我自己的七十年代的骑墙。因为共党强大，共党之外不容易看到路，也不容易相信。路和真理都在彼拉多那里，彼拉多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很多八九人自杀，因为体制内看不到了，他们不会相信体制外的可能性，看到的是虚无和缥缈。共党强大，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处在耶稣旷野试探的处境中:要生存，要行动，要自我实现，要不要依靠党。这个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样，要不要和中国做生意呢。
敌基督性对他们的诱惑，这种诱惑是旷野试探的，自由宪政的信仰和个人自我现实的混合在一起，只要要自我实现，就离不开共党体制提供的机会，只要自由宪政以自我实现为载体，先有载体的话，就一定受到诱惑，心魔发作。共党的人，是社会主义信仰与自我实现之混合，反共党的，是自由宪政信仰与自我实现混合之。都是以自我实现为载体。无我，把自己私人性抹去，他们不甘愿或者不敢走这一条路。而这是民国派走的。只有对自我实现来承载目标这个路径，有所突破，才行，否则一定回到原来路径，一部分人先“自我实现起来，其他人等待共同自我实现”。
哈维尔有句话:发现隐藏的领域。我觉得民国在屋顶之上和地下的地基里。我自己说成发现行动。我们在我们当下能做的就是发现隐藏的领域和行动。凡是被共党追上来再次体制化的民间领域，就立即逃离，例如改革，例如启蒙，共党追上来准备驻扎了，就抛弃。就像乌坎维权，被党领导了，就掰断割席而去。不断逃离过程中，就能摆脱原来路径。
都说宪政目标实现的希望，在新世代的身上，这也是一种批判之后的投射，而并不是内在于新世代的身上，也就是不具有代表权。相比较而言，老一代由于时代局限性，其推动受体制限制和受体制内在化形成的自我局限约束比较大，在推动的过程，对于我们内部关系的构建或者重构，不容易宪政化进行，而新世代更加容易宪政化构建和重构而已，然而新世代虽然认知和立场有所进步，但现实中所致力于行动的路径未必有所突破，还是会依赖于老一代的知识论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伦理框架。说的会不一样，做起事情会一样或者差不多。就像年轻人青春期的背叛，弒父情结发作，到了他自己做，与他父亲一样甚至为了遏制下一代的弒父情结，变本加厉。试图在推动宪政中有所成就的，都处在同一种政治能力被剥夺的中共统治体制磁场里面，都在一个染缸里，不管你是白人黑人，进去行动都会变为丐帮污衣派。不行动那行，可以假装自己很干净，是丐帮净衣派。不在行动的路径上有所开拓的，有所新发现的，再超过老一代的立场，认识，知识都是没用的，重蹈覆辙。
一个人量自己力而行，言说自己有能力有办法行动的事的话和主义。我们说启蒙派光说不练，致力于行动，例如维权和看起来很中性的公民社会建设行动，例如社区自治，然而也会发现行动很有限，还是练不了几下子的，而且行动需要资源，首先钱和人，不然行动几乎还是表演秀。对启蒙和弱行动的合法性批判，超越到民国立场，一样要遭遇光说不练的困境，局限于民国立场启蒙和弱行动。钱和人，以及强有力的政治剥夺，对一些能力敢于设想行动的人来说，困境是一样的，当你伸出手来，一样被打被电击。怕的就是沉迷迷失于行动的渴望，去讨论各种行动的策略或者道德要求他人行动，这个是八卦迷宫阵。靠的是行动高于目标言说的骄傲，然而无尽的沙盘推演和策略话语，无数的冲锋号吹响，却带不了实质性的，大规模的行动。我看过无数人沉迷在组党的陷阱里，浪费时间精力，到处批评人。能像星星之火苟活下来的行动，最后合法性上都暧昧下来，屈服于现实，例如社区自治，新公民运动，与其如此不如不做也罢。与其微薄收益做坐台小姐，不如就清白做女工。不在合法性暧昧的，例如以民国社区，这个估计可行的程度小于零。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困守目标言说的原因。个人处境决定。当然可以帮助别人行动。这就是量自己之力而行。策略言说游戏和民间制度设计，是耗费精力的无底洞，耗个几年会发现自己一事无成，然后继续耗下去如同祥林嫂。看起来前景很不错，其实压根没路或者崎岖小道根本走不过去。
合法性暧昧的行动滋生的虚假希望，这是心病，心病来源于希望和绝望，没有清晰可见触手可及的希望出路，只有现实中寸步难行的绝望和因绝望而投射到现有体制的虚假希望。所以我们民国立场或者革命立场，即使是虚假希望，也比所谓的暧昧性行动如社区自治，更像医生一些，后者是另外一种病人。除了积累有病但想治好的病人的同道外，这一些合法性暧昧性行动就是另外一种生病。与其生这样的病，不如我们就不生病。与其参加新公民运动，不如避而远之。民国立场之空洞言说，还是稀缺性的，因此可以是言论性行动。行动之急迫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用虚幻的八卦迷宫阵来浪费自己。一旦跳出来那种用策略，用民间的制度设计探讨来满足行动渴望安抚焦虑的阶段，就会发现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