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南方都市报》年末对高耀洁近况的报道，最强烈的感受是她的绝望。不是疫情之严重到了极限，再不正视就会演化为巨大的民族灾难，那么她很可能仍然不被承认，仍然被目为异端，而一直被诬陷、被封杀。事实上，当年诬陷她、封杀她的那些人并没有被问责，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罪恶既然不受惩罚，也就无法排除将来重演的可能性。只不过因为高耀洁已来日无多，这种可能性才不致发生在她的身上罢了。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便是高耀洁的亲人，也不支持高耀洁。讲真话的成本、良知的成本在我们这个国度实在太高了。任何一个常人，都不可能不望而生畏，不能不退三舍而避之。事业后继无人，就成了高耀洁最大的痛苦。幸亏上苍赐给我们一个超凡脱俗的高耀洁，艾滋病蔓延的巨大黑幕才终于被揭破，被遏制。但这毕竟是奇迹，一个民族的命运不能寄托于奇迹。没有了高耀洁的时代，没有了奇迹的时代，我们又该指望谁？
一个民族的防艾万里长城，多年来竟然只能仰仗一个病弱交加的老太太。救千万人于水火的大业，居然那么长时间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事业而仅仅是一种半地下的个人行为，这是高耀洁的悲哀，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毋宁说，是我们的国耻！
领导人一直呼吁人民讲真话，最新的呼吁是温家宝总理去年11月在作协大会上的发言。为什么讲真话那么重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真话可以救命，真话可以救世。只有知道了真相，知道有人陷于苦难之中，我们才可能去救援，才可能去创造让人们免于苦难的制度条件。但如果真话不能讲，真相不能暴露，受难者就只能在无助中，在绝望中被命运彻底击倒；而且命运的陷阱将无法修复，必然的结局，就是更多的人不断重蹈覆辙。
既然讲真话、揭示真相的最大功能是避免最坏的情况，从而救命救世。那么显而易见，不让讲真话，不让揭示真相，就不可能避免最坏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逻辑推断，而已经被历史所反复印证。设想一下，假若艾滋病蔓延的黑幕不能被高耀洁揭破，假若SARS病毒蔓延的事实被当时的地方领导人彻底掩盖下去，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岂不令人毛骨悚然？
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其中之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我看来，最大的恐惧，就是讲真话的恐惧。免于讲真话的恐惧，是第一位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当下中国问题多多，解决那些问题据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我以为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人们敢讲真话。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我看中国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人心都是肉长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既然真话可以救人救世，谁不愿意讲真话？谁乐意讲假话？如果愿意讲真话而不能讲，不愿意讲假话却不能不讲，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高耀洁讲了真话，救人无数，本来功德无量，得到的回报却只是绝望。假如连这样的悲哀都不能打动我们，让我们羞愧，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想办法从制度设计入手，把讲真话的成本、良知的成本降到常人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当世间再无高耀洁，当更大的灾难在后高耀洁时代终于来临时，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