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以来念兹在兹的理想。中港两地媒体、官员对党的服从性日益强化，或者说姓党的趋向日益强化，近期集中反映在巴拿马文件曝光中共九大家族卷入离岸公司丑闻和香港特首梁振英一家陷入行李门丑闻。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官方媒体、网站有选择地遗忘了巴拿马文件触及中国的内容，把巴拿马文件说成是欧美打击非西方政治精英的新手段；在党的领导下，港府官员、中共在港喉舌、亲共人士有选择地遗忘了香港的法治精神、平等原则，把梁振英的滥权说成是反对派倒梁的阴谋。
党的领导令港人感到窒息
这种阴谋论，一方面是擘大眼讲大话。巴拿马文件迄今对西方政要的冲击远远大于对非西方政要的影响，最受瞩目的是冰岛总理辞职、英国首相卡梅伦被穷追猛打。反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共领导人就完全未受影响。另一方面是颠倒因果。舆论抨击梁振英滥权，并非生安白造，而是梁家做了违反常规的让机场地勤人员送行李入禁区的事，才给各界又多了一个要求他下台的理由。
应指出的是，如果说，中国的报章、网站和官员姓党不足为奇的话，那么，香港官员、报章的急剧姓党化就实在令人震惊。梁振英行李门事件曝光后，保安局前任、现任局长，民航处前任、现任处长，行政会议、立法会中的亲共人士，争相替梁振英解画，把特事特办说成是常态，结果把梁振英滥权之耻发展为香港之耻。
香港公职人员失去主见、失去独立性，只唯上不唯实，表现得同党领导下的中国官员一模一样。中共在港喉舌《大公报》的表现更为搞笑。该报专栏「井水集」9日还说：「作为特首，这个电话可能不应该打。」但党一声令下，同一专栏13日就改为炮轰反对派「以安全之名行倒梁之实」。
尤应指出的是，在梁振英主政后，从推销伪普选方案到强行通过高铁超支拨款，从打压大学学术自由到炮轰港独言论违法，党的领导在香港的强化已令港人日渐感到窒息，但中共仍不满足。 《一国两制白皮书》撰写人之一、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强世功上周到港出席一个论坛时竟提出两项建议：一是修改《基本法》，赋予中央足够保证国家安全的权力；二是设立「双特首」，「一部份由中央控制，一部份由香港人控制」。这岂不是摆明要加强党对香港的直接领导？
民进党修党章塑造新文化
令人感叹的是，与香港如此日趋姓党相反，台湾自前年太阳花学运后不只强化了与中国的区隔，即将执政的民进党更主动削弱党对台湾的领导。民进党上周六举行临时全国党代表大会修订党章，让中央政府政务官员免兼党职。候任总统蔡英文表示，此举旨在「让政务官和党的关系，成为真正的合作与伙伴的关系，而不是听命办事的上下从属的关系」。
台湾候任副总统陈建仁、候任行政院长林全，都不是民进党籍。蔡英文强调：「民进党执政之后，要塑造一种文化，让各个层级的公务人员，可以摆脱政治压力和人情关说，秉持良心和道德，发挥自己的专业，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全心全意付出。」
台湾与香港，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是互为镜子。民进党主动削弱党的领导，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反观香港，高官、公职人员表现出急于向党靠拢、听党指令，为的岂会是香港和港人？
尤令人感叹的是，相比于民进党的作为，在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上，香港不只要看到共产党公然直接干预香港事务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文化对香港的影响。香港非亲共政党各自为营，形不成对抗中共领导的合力，这种为一党之私而要强化一党地位的观念，虽有百花齐放、不同于中共独裁的一面，但有时仍难免给人五十步笑百步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