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两头真”，一头是共产极权，一头是宪政民主，两者水火不相容，不可能两头都真。
近日，前中组部副部长、中顾委常委李锐先生百岁诞辰，李锐在最新一期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百岁回首》，说自己“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在文中，也重提88岁时写过的一句诗，“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在退休后鼓吹宪政民主的老干部，往往被称为“两头真”，《炎黄春秋》前主编杨继绳在2001年1月的《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一文中首提“两头真”的概念：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
“两头真”老人在大陆民间享有相当的声望，李锐百岁诞辰，也引来许多人的衷心道贺。不过，也不是没有杂音，如推友秀场寡头就质疑：“既然对得起党，那又如何对得起历史？”确实，所谓“两头真”，一头是共产极权，一头是宪政民主，两者水火不相容，不可能两头都“真”，如果晚年为真，就应该对为建立极权体制奋斗，帮助建立共产极权体制，并始终服务于极权体制的运转和巩固有所忏悔，否则，这种说辞，就更像是一种掩饰。
实际上，即使是晚年那一点宪政民主鼓吹，又何尝发挥过半点作用呢？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民间的维权、抗争行动，还是政治异议和反对表达，都跟这些“两头真”老人不沾边，而他们自以为无比重要的各种“上折子”，也都如泥牛入海，从来不曾激起过一点涟漪，就连《炎黄春秋》粉丝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历史真相，也因为“五不碰”——不碰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六四、法轮功、现任和上任领导人——而一钱不值：啥都不碰了，又能改变什么？
因此，“两头真”老人的声望，更像是一种妄念的产物，一些人捧他们，无非幻想其这些前高官还有些残馀的力量，能够作为体制内健康力量，推动点什么。对此，同样被誉为“两头真”的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可谓洞若观火，他曾不止一次对人说：“因为有我们这些人（指”两头真“老人）还在，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党还有希望，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没有希望。”可见，连清醒的“两头真”老人也知道，指望他们推动点什么，也不过是一种可鄙可笑的妄念而已。
放大了说，对“两头真”老人的妄念，其实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妄想症的一种。大陆流行的各种廉价改变虚假希望，都离不开体制内健康力量这味药，无论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还是体制内外互动的渐进转型、又或者是公民社会成长所需要的良好环境，离开了体制内健康力量这个假设，都通通会变得虚假可疑，那么，究竟什么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呢？
1949年之后，中共消灭了原有的各种社会力量，形成了包括一切的总体性极权社会，当中共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根本就不存在体制外力量，以致具有自由化倾向和宪政民主理念的人士，也都存在于体制之内，比如最为自由化的分子如刘晓波，也有着体制内的大学讲师身份，方励之先生，更是位居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位子。当时并没有体制内健康力量这个说法，毕竟大家都在体制内。
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提出，必然以体制外的存在为前提。1989年事件后，体制进行双清，将一些体制内自由化人员审查乃至清除出了体制队伍，更为重要的是，1992年邓南巡推动市场化，经济机会勃兴，大批体制内人员主动下海，上述两股力量的合流，形成了可以被观察到的体制外力量的浮现，这才开始有了所谓体制内外的区别，体制内外的概念这时才开始成型。
相对被赶出体制的反对派，以及因经济机会而下海的人士，一些仍未放弃自由化立场但留在体制内的人士，开始被人看作是体制内健康力量，这些人士大多栖身于教科文卫等部门，或尽力在当时仅剩的几个平台如《读书》、《随笔》、《东方》、《炎黄春秋》上发声，或维持着自己的自由化小圈子，继续相应的知识活动，在当时近乎万马齐喑的情况下，这些人士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甚至被寄予相当的期待，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这些人当中，既包括李慎之、何家栋、李锐等“两头真”老人，也包括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贺卫方等体制内知识分子。
然而，如前所述，这些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实际是1980年代泛自由阵营在体制内的残留，经过了1989年的清洗和1992年经济浪潮的冲刷之后，这些残留分子本身就只能存活在体制相当边缘的部位，且始终受到体制主流的警惕和排斥，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力量，也无能承担任何寄托，有人曾说，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实际是健康的没力量、有力量的不健康，虽为戏言，倒也准确，朱厚泽先生之所以屡屡言及其实“没有希望”，实际上是作为前高级干部，洞察体制内现状，而得出的冷峻结论。
不仅如此，即使是这些残留的自由化人士，也要面临不断的挑战，也会出现不断的转变乃至流失，一些人会继续被体制所清除出去，如刘军宁先生被赶出中国社科院，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陆市场化进程的加速，1999年后，体制开始运用市场化成果，加大对知识分子的收编吸纳，通过保留事业体制，而又引入市场化机制，教科文卫体制实际上成为了新的利益分配体制，知识分子逐渐被编织进了新的利益分配体制而迅速小康了起来，即使是那些依旧坚持自由化基本理念的人士，也大多钝化甚至放弃了自由化的表达，屈服于各种利益和头衔之下。因此，伴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的，是整个体制内群体——从党政军体系、到教课文卫事业体系，再到国有企业体系——的日益保守化倾向，在这个时候，再谈所谓的体制内健康力量，实际只是一种愿望的投射，而并没有现实的对应。
可笑的是，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体制内健康力量，但为了维持廉价改变的虚假希望，体制内健康力量就不可能缺席，而是依旧作为条件或寄托而存在。如果现实不能满足，那就依靠各种创作何虚构，比如前几年某律师的《中南海来信》，又比如微博、微信定期流传的《南方都市报》的版面隐喻、又或是编造体制内某某义举、壮举之类，实际上都是在虚构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存在，进而支撑虚假希望的寄托，而对“两头真”老人的赞美和寄托，实际上也是这种创作的一部分，只是，随着这些老人们的纷纷离世，这种创作及其背后的妄念也该破灭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