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历史老人如是说
人们常说，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现在，且听听历史老人是怎么说的。
——“除非你离开这个地球。”
笔者解释
当代世界的一个特点是民主化。民主已成为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成了人们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在共产中国的周围，20世纪下半叶不少国家先后踏上了民主之路。台湾国民党在80年代中期主动放弃“一党专政”，实现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那是蒋经国的功劳。国民党的领导人有这种气魄，你共产党的领导人难道没有这种胆识？！更早些，1975年，西班牙历经36年佛朗哥法西斯统治，迎来了年仅37岁的胡安.卡络斯登位。他顺应民主化潮流，毅然放弃党禁，让流亡海外的社会党、共产党回国参加竞选，西班牙由此跃入现代民主国家的行列。胡安.卡络斯是位王子，尚且能与时俱进，常把“与时俱进”挂在嘴上的共产党领导人，其觉悟总该比一位王族的王子要高得多吧！现在，历史已跨进21世纪了，中共为什么还沉湎于“一党专政”的泥潭？南非也一直实行一党专政统治。1989年德克勒克担任总统后，消除党禁，释放非洲国民大会领袖曼德拉。1994年举行不分种族的多党竞选中，曼德拉被推上副总统职位，后又任总统。南非由此也由一党专政和平地过渡上多党民主。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共产党过去叫别人“洗脑”，换脑子，现在是你自己该洗一洗脑子了。洗涤专制主义污秽，融入民主自由理念。毛泽东在50——60年代曾担心过中国被“开除球籍”。他忧虑的是中国经济落后，被别人看不起，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现在的中国，倒真有个“球籍”问题，而且已很紧迫了。今日之世界，还有几个专制主义国家？真是屈指可数，而且日子都很不好过！它们如同大海中的孤岛，风浪中的孤舟，随时会被海浪所淹没。你要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该放弃一党制的枷锁了。除非你离开这个地球，到别的星球上去开辟生存空间。
——“你罪孽深重，去求得人民的宽恕吧！”
笔者解释
中共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国人在中共建政初期的感受。但，这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事实是，中国人还未站直就立即跪下去了；这一跪就是半个多世纪！
翻开中共的专政史，是连篇的黑色纪录。毛创立了共产极权体制，又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个人专制的才华。在他统治中国27年中所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
以下是简明的提要。
第一篇 大屠杀（1950——1952）。中共建政之初，与欢庆锣鼓声同时响起的是此起彼伏的枪杀声。1950年3月中共发布了“镇反”指示，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1951年，毛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与此同时，如火如荼的“土改”在全国农村铺开。1950年6月30日颁发了《土改法》，实行“和平土改”。可是，至12月，毛泽东突然推翻《土改法》，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全国各地立即对地主，也向富农乱捕、乱打、乱杀，“村村流血，户户斗争”（陶铸指示）。无论镇反和土改斗地主，都是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想抓就抓，想杀就杀。至1952年，中共公布消灭“反革命分子”240余万人，实际遇害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分子最少在500万人以上。1953年的“肃反”运动中，也至少有21300余人被处死，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这种非人道的屠杀，不限于中共建政之初。如“文革”期间的打人、杀人之风也一时风靡全国，其中北京大兴县与广西武宣县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是两个典型。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报告，“文革”中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处死（武斗中死亡人数不在此内）。另据专家对中国县志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达773万人。以上的历史印证了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
第二篇 大剥夺（1953——1956）。1953——1956年开展的史称“三大改造”只能认为是共产极权下“大剥夺”的第一轮高潮。这一次，毛泽东否定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的承诺、又撕毁了《共同纲领》为其鸣锣开道。他剥夺了资本家的资本，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还剥夺了个体工商业者自由经营。这次大剥夺“事情做的非常好”（邓小平语），为以后中国经济的停滞与衰退埋下了根子。这种大剥夺在1958年的公社化、大跃进运动中，在“文革”的浩劫中又泛滥过两次，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所造成的影响，至今未有消除。
第三篇 大迫害（1957）。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其实贯穿于整个共产帝国的专政史，1957
年只是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迫害。“反右”的研究已成显学，可中共还在极力掩饰，既没有向“右派”及其子女、向国人道歉，以求得谅解与和解，也没有给予“右派”及其家属赔偿精神与经济损失，以修复历史创伤。当年“右派”到底“划”了多少？中共1979年宣布是55万（至今大陆流传的还是这个数字）。可是，据《争鸣》（香港）2006年第1期对“反右运动档案解密”所披露的数字是，3178470人，这个数字是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即使按55万之数计算，许良英认为，由于右派的家属、子女，乃至亲友无不受到株连，因此实际受害人数超过100万。当年右派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什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否有罪？弄清这些问题，可以知道，中共当年犯了双重的罪错，另外，对推动今天的民主化也很有裨益。
第四篇 大冒进（1958）。毛的“大冒进”是搬开两块石头得以掀起巨浪的。一块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具有理性思维和务实作风的计划经济派。他们主张按比例、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反对冒进。这同毛充满浪漫情怀的不按比例、超常高速发展的思路发生了冲突。后来，毛发明了一个词：“跃进”，说，我们是跃进，不是“冒进”。毛于是取得了话语的主动，厉声批周：“右倾保守”，“非马克思主义”，“离右派只有50米了”等等。周作了几次检查才恢复了总理职务。一块是知识分子，通过反右，他们不可能对中共说三道四了，知识分子失声了！“大跃进”结果是大倒退、大惨败，还留下了许多极其荒诞的旷世奇闻。
第五篇 大饥荒（1959——1962）。这是“大冒进”的一个直接后果。可是以往中共蒙骗国人的宣传说辞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一说法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被刘少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一说所否定。那几年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这是由气象资料证明了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带有估计性的，统计方法与数字也不一致。据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2005年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59——1961年中国在大饥荒中饿死人数计3755.8万人。他的这一数字是建立在对1462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的，这为全面揭开三年大冒进时期饿死人的真相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比中共上台执政前的2129年中203次重大气候灾害的死亡人数之和还要多764万人。特别需要说明，三年中饿死近4000万人，既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国家没有救济能力。还需要说明，各县志记载的死亡人数肯定只会缩小，不会夸大，而且此数字截至到1961年，进入1962年后，死亡现象没有完全绝迹。因此大饥荒中实际死亡人口无疑会超过4000万。总有一天会建造 个纪念碑，让子孙后代铭记这民族之痛。
第六篇 大浩劫（1966——1976）。“文革”作为毛掀起的一场“大浩劫”已成定论，但自90年代以来，愈来愈成为不让回忆、不让反省的禁区。巴金关于修建“文革纪念馆”的倡议遭到官方的冷遇。“文革”40周年（2006年）在悄无声息中度过。然而，揭开这长长一幕的黑色史，相信不会来得太久。
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所上演的种种闹剧、惨剧终于帷幕下落。他的后继者邓小平，经济上非毛化，政治上仍是毛的后继者，他弹奏的是承毛与非毛的二重奏，因此有了以下续篇。
续篇一 “六四”大血案（1989）。邓小平在89年“六四”对以北京为中心的民主运动的大镇压，这是他第三次复出的大败笔，也是他在整个80年代不懈地反对自由化的必然逻辑。邓是一个两重性的历史人物，基本的一面是使中国继续在“一党专政”的轨道上运转。邓以血洗北京城的壮举挽救着一党制的衰落。
续篇二 贫富大分化（1992——2008）。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年全球报告》显示，中国大陆0.4%的富有家庭（约150万户）的资产额占有70%的社会财富。这是改革30年所造就的一个“奇迹”。原因是市场经济是权势阶层、党政大员的婢女。市场变异了，改革变异了。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陷阱”。《南方周末》2008年4月16日发表周天勇的文章指出，显示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日前的中国已攀高到0.6%以上，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邓小平自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中共欠人民的，已经太多太多了！你怎样求得人民的宽恕？
我们期盼社会大和谐，这首先得民族大和解，制度大转型。
——“合乎潮流，顺应民心，以求新生”
笔者解释
如果说，80年代的一系列变化与进步是由于破除对毛的神化，那么，今天要使中国出现一次跳跃式的进步，必须破除“党神化”，突破“一党专政”的腐朽体制。
今天，中共当局的一切努力，在于力挽一党统治之延续。为此，它在极高的成本下运行。这不合乎潮流，也不顺应民心。一党制早已是中国进步的阻力。
或许，有人会认为，中共放弃“一党专政”，让新政党脱颖而出，营造多党并存、平等竞争的政治局面，是放弃党的领导，丢掉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成果，是共产党的败家子。从这种思想出发，那麽中共现任领导的使命，便是守江山，保特权，做维持会会长了。这会很辛苦，但又徒劳。
其实，从法理上讲，中共在1949年所建立的政权是一个临时的过渡政府。现代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权力产生于契约，是受人民所委托的权力，它是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组建起来的。而中共的权力，它的产生和延续，从来没有经过公民选举这一程序；它不是人民委托的权力，只是凭借战争的胜利而获得的权力，以后，又主要是依靠暴力支撑而延续的权力。到了今天，如果仍认为因为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而拒绝履行执政合法性手续，那或者是对自己取信于民缺乏自信；或者是，无视法治，无视民权。通过民选而获得执政资格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底线，若以暴力取代这一底线，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安有保障？社会的和谐与康宁安能实现？！
中国与中共都处在历史关头。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化，多党民主必然取代一党专政。问题在于，中共是主动地实现这一转型，还是被动地完成这一转型。人民（包括中共在内的开明人士）所期盼的是前者，因为这是和平、民主方式的转型，国家、人民和中共自身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将会小得多。中共内许多人至今所以反对转型，因为，在他们看来，转型意味着丢失政权。这是一种肤浅之见。难道，死抱僵尸的执政模式，一副专制的面相与腐败的躯体，在矛盾交织和维权运动四起的社会现状下，罔顾世界性的民主潮流，压制国内的民主呼声，能使一党制的江山万年长吗？硬顶世界潮流，孤意违背民意，执迷一党专政，就必须采取种种强硬手段，使国家机器警察化，政府行为暴力化，这是对人民犯下的新的罪错，势必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使中共众叛亲离。这不是自己把自己推上火山、焚为灰烬吗？！所以，明智的有远见的选择，应当是启动宪政，保障公民在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条款，放弃党禁、报禁，一改共产专制恶习与霸道形象，反省与检讨自己的历史过失，诚恳地向57年“反右”、89年“六四”事件以及“法轮功”等历史罪错道歉，实现民族和解，以尊重人民意愿的新姿态、新形象出现在民众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与人民的隔阂，化解多年的积怨，走出目前的困境，重新获得人民的执政支持。这才是对自己、对历史负责任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使国家避免动乱，在和平转型中实现政党执政模式的平稳转轨；这种转型与转轨，成本低，代价小，风险也小，而中共继续执政的可能性大，因为如果中共主导转型，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中共也因此而获得新生，谱写历史新篇章。
2008年4月30日 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