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兰：很多旅居西方的外部观察们在讨论中国大陆的问题时，往往习惯於指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愚昧、胆怯、怯懦，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这里的人们被捂住了嘴巴，无法为自己辩解，甚至连指责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
正因为从社会内部看不到自由的希望，他们将头转向党内高层（也许他们的头脑从来都没有从那里移开过），指望那里生长出一支健康的改革力量，来改革共产主义的极权体制。
在我看来，今天的体制不存在“改革”与“反改革”的问题，事实上，高压的统治形式从来都没有随着体制的“改革”而有所收敛，从而得到实质性的缓解。它始终与人们的生活相生相伴，只不过，有时候更严重一些，有时候人们可以稍微喘一口气，如此而已。
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外部观察家们，特别是那些一方面声称中国大陆的制度在逐步向好改进，另一方面又在口无遮拦地羞辱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苟且偷生的声音，在我看来，他们只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马 萧：在许多人眼里，相较於毛泽东主政的年代，今天的体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认为，这种判断过于乐观和轻率。在我看来，只要它的意识形态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始终强调“党的领导作用”，那么，即使共产党在某些方面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即使社会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这种自由也无助于澄清共产党政权的极权本质。
我并不是说这种自由对人们没有好处，而是说只要它的意识形态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种自由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非法的状态，无法为自己正名。只要祭出“党的领导作用”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自由就有可能遭受覆灭的危险。
在本质上，今天的体制依然是毛泽东式的体制。今天，毛泽东虽然不在了，但是，他的镇压和统治机器却完好无损的被保存下来，我认为，这一点，对理解我们当下的处境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样一种生存境况之中，我知道“他们”是如何毁掉一个人的，事实上，一个人只要不想成为一个卑鄙的告密者，不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只要他还拥有一点做人的尊严感，试图洁身自好，那么，他就几乎不要指望在这个体制内赢得任何生存的空间。
与此同时，我也知道那些自我膨胀、野心勃勃的人在这个官僚体系内部是如何平步青云、如鱼得水的，一个人想要在其中拥有一席之地，那么，他就必须放弃良知的拷问，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参与其中，他都必须去作恶，这是他通往权力的必经之路，因为这种权力并非建立在授权政治的理性规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压迫和剥夺他人生存权利的基础之上。
当作恶成为一个人成功的必备条件，整个社会都在鼓励人们去作恶时，想一想，什么样的人类品质将会被激发出来？这样的社会将成为一个怎样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心理考验，从来都不是在善与恶之间作出取舍，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一直以来，我们只是在一种平庸的恶和一种隐藏得更深、更为狡诘的恶之间进行决择，并且，人们通常会选择那些更坏的结果。这并不难理解，在一个放弃了荣誉和责任感的社会，人们往往会选择一条更为轻松、平坦和舒适的道路，而不是主动去走那条背负十字架的义路。
我之所以要反复重申这些陈词滥调，乃是因为常识需要不断地去坚持——如果一个政府和它所雇佣的官员们不是经由人们自由选举产生；如果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被排除在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外；如果人们无法监督、弹劾，乃至罢免这些官员，甚至连批评他们的自由都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那么，无论他们怎样美化自己的政治形像，无论他们怎样声称自己在如何“正确”地运用权力，究其本质，他们都不过是一些自我神化的独裁统治者，这样的国家也只不过是一个邪恶的存在。
当黑暗逐渐被发现，真相逐渐被揭开，你还会对那些龟缩着脑袋、一门心思往上爬的政治官僚们抱持一种信任的态度，去相信他们会积德行善吗？事实上，倘若我们的生活不是建立在道德和人性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屈从於一种僵化的、教条式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正义会自动降临到我们头上。置身於这样一种糟糕的境地，作为无权无势的无权者，“公民不服从”，或许才是唯一值得尊敬的正确态度。
至於那些旅居在西方的外部观察家们，我认为，他们更应该去做的工作，不是去廉价的诋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是应该向自由世界的人们传播真相，告诉他们共产主义统治的黑暗与恐怖，如果那里的人们还愿意倾听的话。
倪玉兰：当一些西方人士和我们见面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够怎样帮助你们？”。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极权主义的奴役下，需要获得拯救的一个人类群体。这是对的。
就我个人而言，西方国家给了我很多的荣誉和精神上的支持，荷兰政府曾经将一年一度的“郁金香人权奖”颁发给我，最近，美国政府又授予我“国际妇女勇气奖”。
但是，从总体上说，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自由世界的关切似乎总像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它们也鞭长莫及。另外，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无论是独裁政权还是民主制的政府，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远非泾渭分明，在这种情况下，对各种“价值观”的追问也就成了一个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讨人嫌恶的话题。
马 萧：谈到我们自身的境况，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被这个世界所遗忘的一群人，不管我们内心是否愿意承认，这都是一个政治现实。当然，在我们当中，同样有人不愿意自暴自弃，不愿意生活在那些共产主义独裁者们鄙视的目光之下，但这通常都会付出稳定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作为代价，甚至还必须付出个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和财产。
我们常常自我嘲弄、自艾自怜，常常自我怀疑又自我否定，作为四肢健全、有行动能力的人，我们却像个无头的苍蝇，无法打破周围那道被军队、警察和审查制度堆砌而成的政治壁垒。即使侥幸越狱成功，我们也只能茫然四顾，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因为没有哪一个地方愿意给我们以政治庇护，承认我们作为流亡者的难民身份。
即使是那些被共产主义所奴役的北韩人，也有一个同宗同种的南韩愿意收留他们，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尊严感。而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如果有幸逃亡到台湾，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遣送，哪怕全世界都知道这些逃亡者们被遣返后的真实命运。
而在这些悲剧的另一面，那些共产主义独裁者们此时却可以和自由世界的政治领袖们谈笑风生、把盏言欢，他们的家人和孩子可以轻松地获得美国的自由通行证，开着法拉利跑车驰骋在加利福尼亚的高速公路上，在每一个投资移民者的背后，都有着我们反复被辗压过的痕迹。
我认为，我们应该正视这些现象的存在，这是一个被颠倒的世界，但至少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公之于众，而不是假装视而不见。与此同时，我们也并不仅仅只是发发牢骚，并不是试图藉此博得别人的同情，乃是希望引起自由世界的人们注意，在他们所珍视的自由下面，另外一些东西正在借机蓬勃地滋长。事实上，邪恶并不仅仅存在于我们这样的极权社会，它是可以到处蔓延、扩散的，存在于我们社会的东西，同样可以在他们那里生根发芽。
我并不是指望自由世界能够重新组建“联合国军”，进行国际干预，去占领北京的紫禁城，将这种邪恶驱散一空。事实上，这样的要求不仅强人所难，同时也不切实际，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西方的自由世界可以袖手旁观的理由。我认为，最起码的，当那些自由世界的政治领袖们发表政治演说时，在他们的演讲稿里，不应当出现“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这样的句子。因为，每当他们发表这样的演说时，往往面对的是那些人们恰恰没有选择权利的独裁国家，这样的句式与其说是他们真诚地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实际上却只是向那些独裁的政权献媚、为他们手中专断的权力合法性背书的一种隐晦表达方式。
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将那些迫害人权的共产主义官僚们列入限制入境的黑名单，并且将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们递解出境，而不是任由他们堂而皇之地将“红旗”插在华盛顿的自由广场或巴黎的协和广场上；在任何国际性的议事场合，同那些独裁政权进行任何层级的对话，都应该公开进行，不作任何私下里的原则交易，不同那些共产主义独裁者建立任何私人友谊；以及重新考虑将贸易与人权挂钩，等等。
总而言之，自“冷战”终结以来，西方的自由世界所主张的政治多元主义、边境的开放以及自由贸易的政策，同时也为那些敌视自由与漠视契约精神的价值观念大行其道、横冲直撞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与其本国内部的自由和传统产生深刻的对立。我认为，现在，是到了自由世界内部进行自我审视和重新评估这些政策的时候了。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