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半个世纪前，毛泽东籍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全面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里，也就是自中共顶层于1977年8月正式宣布“文革”结束的时候起，就不断地被中国人和外国人问起：它是否会再来一次？每逢“文革”发动和结束的五周年和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这样的问题总是会更加得到海内外学术圈乃至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深思（“维也纳大学著名汉学家S. Weigelin-Schwiedrzik 魏格林访谈录”，成都：《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12月号）。
今年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五十周年，这个特别的时间点本身，就正在激发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界、知识界、传媒界和投资界出现讨论的高潮。而如果人们联系到——怎么可能不联系到呢？——最近几年内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尚未结束的几桩重大事件和文化知识领域里的热点动向，“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这个问题，便成为现实含义沉重得教你无法一笑置之的拷问。
诚实而言，回答“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这类超复杂的严肃问题，是不可以信誓旦旦地拍胸脯去预言未来的。有句英语俗谚特别富有智慧：Never say never in politics！（在政治领域里绝不可以说“绝不”！）——政治领域里有太多太突然、太难预测的随机变化，尤其是在尚未建立稳定透明的宪政体制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凭藉过去的历史经验，辅之以比较政治社会学的视野，勾画出“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的几条边界线。它们有如地图上的路标，帮助我们判别“文革”式的政治巨变再发生的概率之大小。
在笔者根据亲身经验和研习绘出的“事态草图”上，至少有三条边界线最关键（其它较次要的边界线以后再补充说明）。它们堪作为警示性的红路标，如果中国今后的事态演化跨过了其中的一条边界线，对“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的肯定式判断就将显著上升。当然事先须明言的是，这三条边界线的相对比重并非一模一样，它们的相互关系在以下的讨论中将解释。
第一条边界线是社会管治性质的
这条边界线可以这么表述：如果中国大陆持续地、越来越多方面地压缩中外之间的往来交流——这是一个醒目的路标，“文革”再来一次的可能度就显著上升。
中外之间的往来交流之量和质的巨增，包括各行各界的人员、信息、观念的跨越边界的形形色色互动，是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内地本身和中国与全球文明社会之间发生的最醒目、意义最深广的正面变化之一。只要这些中外往来交流的大门大窗还开着，任何个人或组织试图再搞一次“文革”的筹划，无论多么精心刻意，就推展不下去。
五十年前毛泽东能够顺利发动“文革”，其根本保障之一就是，那时候的中国大陆早已经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因此可以“关起门来打狗！”把门紧紧关起来是必要条件，不仅这使得门里边全面开展打狗的作业成本低，打死打伤了多少让外界难以知道、难以追究、难以救援，而且也使得被打的狗们无处可逃。
毛泽东早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前夕，就步步朝着把中国大陆对西方世界的大门尽快关闭的彻底革命目标挺进，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太有赖于此一必要条件了。毛于1949年初对斯大林秘密派到西柏坡会谈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中国的屋子太脏了，“垃圾、尘土、跳蚤、臭虫”什么都有。解放后必须认真打扫这所屋子，然后再请客人进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381页；《毛泽东年谱》，北京1993年版，第3卷第448页）。次年1月13日，毛就赶走美国官员、砍断中美正式关系一事通报苏联外长：“我们需要赢得时间来整顿国内秩序”。紧接着毛发电报给正在苏联会谈的刘少奇：美国撤退在华一切官方人员“对我们极有利”（《毛泽东文稿》，慕尼黑/维也纳1982年版，第1卷第241页；莫斯科AVPRF，卷宗3目录65，案卷364第97页）。到了“文革”发动前夕，中国大陆不但隔绝于西方，也隔绝于苏联东欧，还隔绝于周边地区，蒙昧主义已成社会常态，全国犹如一个铁桶。若无这一完美条件，就无法对几千万的“黑五类”、“黑九类”分子发动持续不断的精神和肉体摧残。
拜改革开放之后续影响，当今的中国大陆每年出境旅游者有一亿多人次（去年1.2亿），入境来访者几千万人次；在海外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年度统计达百万人以上（去年170万）；各种各样的现代化通讯渠道多少都有一些。门窗开得这么大，实难再搞一次“文革”。即便有些人不能出境，有些人不能入境，有些人的护照被上交，有些互联网站被封，有时某个地区被断网，那也是定点定线的管控，至多是划块分片的管控，与“文革”前夕的完整铁桶体制相比，是天差地别。
第二条边界线是经济体制性质的
这条边界线可以如此表述：如果中国大陆经济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少连接串通、相互依存度大幅降低，“文革”再来一次的概率就大幅上升。
这条边界线作为路标虽然不像上述第一条那么醒目，但也是可以用长时段数据客观测算的。中国大陆的经济体系从1950年代初开始，快速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接；从1950年代末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体系。官方宣传说它是“自力更生、自足自给”，实际上它是倒退至半奴隶制的准战时经济模式，与现在的朝鲜体制属于同一家族。这样的模式虽然令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却经得起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折腾，因为你怎么折腾，也不怕外资逃亡、外贸崩塌、本国货币兑换率狂泻、外币存储枯竭等等。
而当今的中国大陆，已经深深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是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国、名列前两位的吸引外资国、快速上升的国际金融运行国、高新技术循环大国，等等。所有这些与国际经济体的活生生串联，都是中国党政军体系的输血大动脉，它们一旦被折腾得萎缩干枯，那就是国民经济沉船的前兆。警铃响几下，船长、大副、二副们就得抢险：船要是给折腾沉了，他们也就当不成船老板了。被称为“小文革”的1982-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发作了几个月就停机熄火，原因就是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开放改革。实际上，它的打击重点是文化知识界，属于上述社会管控领域，可是迫使它下马的却是经济的动因。所以，一个持续对外开放的经济体，是中国抵御“文革”再来一次的主力军。
第三条边界线是权力运作性质的
这条边界线划分的参照点是毛泽东倾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大手笔，可以这么表述：假如中国大陆发生了以武装力量为直接手段、对数量众多的高层文职官员进行规模清洗的事态，那么，“文革”再来一次的可能度就急剧上升。
此处要害是“武装力量vs.高层文官”这个对子。中共虽然主要靠着武装斗争取得政权，但1949年以后的长时段里，毛泽东治理中国最核心的规则之一，是防止军人随意干政。毛在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初、1970年代中期两度重用邓小平，主要因素之一也是邓坚持贯彻这一规则。因此可以这么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其权力架构的正常状态是文官主政（参阅比较研究共产党体制的名著对此的解释：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45-48. 作者特别驳斥以“军事专制”来界定从苏联东欧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突然出现动用武装力量——包括正规部队和核心警力——来对付高层文官，而且不是针对几个，是针对批量众多的高层文官，那么，其含义是极具震撼性的。它表明，在党政高层已经没办法通过正常的权力重组的规则，来达到人事或政策的重大变更，这样的目标受到高层文官多数的反对，于是只好动用武力。
这恰恰是1966年出现的状态——毛泽东在许诺拉拢了林彪集团，同时对首都的军警要害单位作了一系列复杂的结构调整、人员挪动、指挥链变更之后，对刘少奇为首的大批高级文官发动了连续清洗（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第286-362页）。严格说来，毛泽东的这种权力运作并不能和一般界定的军事政变划等号，因为后者通常是一帮职业军官秘密勾结以武力推翻其顶层上司，而毛本人就是文（党主席）武（军委主席）顶层一把手。所以，这只能从破坏党政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的角度去解释：毛泽东无法走正当程序改变大政策和高层人事结构，只好以游击战手法先破局再设局（李逊：《革命造反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章）。1977年后邓小平那一代高层多次提及此一教训，念念不忘。
小结：要素和整体
五十年后的今天，无数中国人和海外观察者还在疑问：“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这种担忧确有部分根据，1982-1983年的“清污”运动、2008-2012年的“唱红打黑”运动，是曾经发生的最醒目的类似“文革”实例。不过从以上的讨论，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有把握地说，1976年后虽然中国大陆有的时候、在有的方面或有的地区，发生过“文革”某些要素的回潮，但“文革”整体并没有再来，上文列举的三个警示红路标没有相继亮灯。
展望未来的十至十五年，“文革”要素回潮仍然会发生并造成个人的或局部的悲剧，但“文革”整体再来却极不可能，因为当今的中国大陆已经在摆脱“文革”发动的必要条件之路上走得相当远了，已经形成的从上到下的多重利益结构，使形形色色得益者们不愿或不敢砸碎脚下的大船。即便有些人或帮派做梦再搞一次“文革”，那是虚张声势、力不从心。诸位若是不信，可回顾薄熙来一伙在官场的后20年。
小结：最近一两年来海外无数 “文革又回来了！”的洋文中文言论，是惊弓之鸟的高音鸣放，值得我们警惕，但不能够据此来展望中国的大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