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野战军血洗长安街进驻天安门
从1989年之后的每年6月4日是中共最忌讳的日子，也是中共当局其挥之不去的梦魇，它祈祷人们忘却，但怎能忘却呢？
27年了，我从一个弱冠青年，已熬至雪染双鬓，朋友叫我老刘者已渐渐的多了！然天下依旧，于是为“六·四”写点什么的要求总萦绕于我心。年年复年年，每提起笔，刚开个头，悲愤又袭击着我的心，无从下笔，如此反复而苟活至今。每每望着“天安门母亲”无助的呐喊与呼号，我的心悲凉了，常以环境严酷、时机不到等来为我的偷懒找寻一丝的慰藉和理由；然而，每临近“六·四”我的心又隐隐作痛，折磨着我不得安宁，我非写点东西不可了。
我84年中师毕业，到“89民运”时我参加工作已五年了，在一乡下中学教书。文革失学之痛，令我思考中国的前途和政治，当八九反腐爱国民主运动起来时，我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场民主运动。和几个青年老师正准备北上声援，戒严令下达了。县教委严禁学校老师外出，这样不用说到北京，就是到长沙也不可能了。因此没直接融进这波民主潮中实为我终生憾事！
学潮初起，至血腥镇压止，我除了上课几乎无时不在电视机前关注学潮的进展。也许是那时中共高层对如何处置这场为纪念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潮还没一致意见的原由吧，当时尚能从电视上寻得一点真相！“反官倒，要民主” 得到全民的喝彩；胡耀邦之死，勾起人们对弱者的思念；学生的理性诉求，博得众人的同情。我天真地以为民主中国的春天就要到来了。
中共建政后，我叔父16岁从军，19岁转业到地方党校任教。57年受中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蛊惑，怀着赤诚的心向县委书记提了几点批评意见，结果“右派”加身，至妻离子散，文革侥幸不死，其亲身经历见证了中共的残暴。学运高潮时我蠢蠢欲动，叔父告诫我“中共向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使善意批评，若不受其掌控则仍会被其视为假想敌。为了保政权，它从来就不怕流血，我刘氏家族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退缩了，唯有在电视机前看看而已。为此，我研读了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及中共的桩桩血案，那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和毛骨悚然啊！
虽然愤懑，但我仍企图从24史中寻觅中国前行的历史，找寻先例，为中共对徒手请愿者大开杀界求得心灵的安慰。但我寻不着——王朝的更替及宫庭的夺权也不泛屠戮，但其针对的是政敌而非平民。中学时读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心中颇为愤然，然北京各界尚能为亡灵举行“3·18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段祺瑞赶赴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终生食素以示忏悔。邓小平却至死无半点忏悔，竟敢放言“杀20万，保20年稳定”。我见过中外的杀人者，但没见过为“保”政权面对自己的国民有如此的理直气壮屠杀者。
邓小平也算是文革的受害者吧，尽管中共在夺权的过程中不泛血腥，仍惯性使然，历朝历代如此。但面对文革之痛，总该有所反思吧；其所谓关于在英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文革的谈话，又称其是刚发生不久的“四五运动”受害者，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不至会凶残到要用机枪坦克对付徒手的学生。否则出于对生命本能的珍爱，早就作鸟禽散了。年轻的学生错了，这个靠学运起家的政治集团，尽管你是善意，但它仍会心存恐惧地假想你是复制其夺权之道。所谓体制的受害者，未必就是体制的背叛者。翻开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入狱落难的皇子不泛少数，一旦得势，其首先维护的就是这个体制，因为他还要借这个体制来巩固其既得的皇位和消灭政敌。我这样理解“8964”时的老朽们和今天的既得权力者，从而也就少一份对因是文革受害者就可能会宪政民主改革的幻想！！
大概是年代久远的原故罢了，读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我没有切肤之痛，只是当作一个故事而已。1989年6月4日后，电视反复播出一个身穿军装的“共和国卫士”吊死在街上，说是“暴徒”所为。在资源不对称前提下，仅凭一身军装我不能确认该死者是军人还是学生或其他身份的人。就算是军人吧，凭常识也知，军人不进场镇压，会有此悲剧发生吗？责任在学生吗？电视还反复说这场“平暴”没有死伤一个学生和平民，我信了。后来我看到了北京学生方政失掉双腿，再后来我听到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之子死于乱枪之中，再后来到成都我又看到了陈云飞的两个同学吴国辉和肖杰的两座坟墓，这两个年轻的生命是死于“六四平暴”中，当局还说他们是“暴徒”。我惊叹于中共撒谎到如此卑劣的地步竟不脸红，赵高复活也难望其项背。
27年来，我看了不少呼吁中共“平反六四”的文章，能平反固然是好事，然而，其深意并不在于此。中共擅长于帝王之术，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为了收买人心而选择性平反已司空见惯了。“六·四”固然是场悲剧，相对于中共这架暴力机器而言，但仍是一个噱头。毛时代杀人还少吗？今天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连“六·四”抗议和请愿的机会都不曾有。借用邓小平“在英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文革”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在英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六·四’”。我以为探寻“六·四”发生的根源，才能纪念“六·四”的真正意义所在。
2016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