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對於外交部長王毅的「發飆」感到詫異，因為這位濃眉大眼的「大帥哥」以前給人的印象一向是謙謙君子型，怎麼突然對加拿大女記者這樣「惡狠狠」？
其實在我看來，「豹變」是有跡可循的，而王毅的「發飆」在外交官群體裏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說，十八大後換誰當外交部長都有可能這樣強硬地回應外國媒體和人士對中國人權的詰難。
首先，「強硬」是有「先例」的。最高領導人當儲君時就曾這樣回應外國人的批評：「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這種表態基本上為十八大後中國的外交風格劃定了基調，誰當外交部長都必須遵循這樣的基調，在遇到來自外部的詰難和挑釁時，不再躲躲閃閃，而是強硬回應。當然，這種無所顧忌的「強硬」在外人看來形同耍無賴，而在國內人看來呢，將會呈現兩種極端：一種認為捍衞了國家尊嚴，很讚；另一種則認為是當眾撒謊，很壞。
只是這項比較不要臉的任務落在了臉蛋漂亮、風度翩翩的王毅頭上，形成了較大的反差，「莊嚴」法相耍無賴當然會增強觀者的印象。假如換做李肇星這樣說，估計很難掀起如此大的輿論風波。可見，顏值高也不總是好事啊！
說到李肇星，引來我想說的「第二點」：也不排除自最高領導人到部長高官，他們對於人權的認識還停留在溫飽的地步。李肇星當年回母校北大做演講時就說，挨餓的經歷使自己更加懂得人權的意義，和國外的人辯論時，人權話題屢屢出現，他便說「我挨餓過，我知道什麼是人權，你挨餓過嗎？」
最高領導人也曾坦承自己的「餓肚子」經歷：三年自然災害時，我在學校住校，吃的也是很差的，晚上只能喝湯，叫做「保證七分飽」。「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到農村插隊，曾有三個月沒見過一滴油星子，真是「三月不知肉味」。那年冬天，家裏寄來幾塊錢，我和同窯洞居住的同學買了幾斤石槽子裏冷凍的豬肉，回來還沒燒就把肉切成片吃，那味道真是鮮美！後來我們說別再吃了，再吃就沒得煮了。
這次王毅反駁加拿大女記者的其中一條就是：你知道中國已經幫助超過6億人民脫貧嗎？可見，在中國這幫有過「飢餓經歷」的高官心目中，所謂「人權」首先和最主要的就是「溫飽權」。顯然這種認識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經常發生碰撞在所難免。而在基本實現了「溫飽」的中國，越來越多的人追求「人權」的更高層次，諸如選舉權、言論自由權和集會遊行權。不錯，誠如王毅所言「中國已經把保護和推動人權寫進了憲法」，但遺憾的是這些載於憲法的公民權利僅僅停留在紙上。
所以呢，「關於中國人權狀況，沒有人比中國人民更了解，中國人民才是最有發言權和發言立場的。」──假如王毅能夠看到他這句話在中國網絡上引發的反應，他便知道許多中國人對於人權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停留在「溫飽權」的層次，而是要追求更高境界！
當然，中國高層多年來將人權鎖定在「溫飽權」的層次，除了他們的人文素養與文明世界存在較大落差和嚴重隔膜外，更是基於維護政權的需要。倘若遵照西方對於「人權」的定義，像西方國家那樣滿足民眾的各種政治和經濟權利，那麼「一黨專政」的體制勢必要作出重大調整，甚至將被顛覆。
雖說台灣的國民黨以及緬甸的鞏發黨都在作出重大調整後並未被拋棄、而是進入了現代政黨軌道，與他黨分享權力、甚至下台成為在野黨然後伺機捲土重來，但畢竟拋棄「一黨之私」首先需要對國家和人民懷有極為崇高的責任感，其次還要有破除阻力的極大勇氣和智慧。
如果固執於「紅色江山永不變色」，那麼就不能容忍哪怕只是暫時的「喪失執政權」（像國民黨那樣），那麼對於「人權」的認識就不會提升，來自西方人士的詰難就不會停止，而中國的外交官們也就不得不採取像王毅同樣的「強硬」態度去回應，哪怕這樣的回應只會令中國政府在全世界丟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