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埃及最近发生的“二次革命＂，海外的政治评论者形成了有差异的政治态度。一种立场是批评埃及军人，认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该干政，而应恪守完全中立的立场。这种态度背后的逻辑就是，只要军队严格地坚持遵守宪法，埃及就能够从宪政危机中走出来。另外一种态度则认为不能如此绝对，而要看埃及军人能否尽快地恢复宪政秩序，尤其是尽快组织好一次大选。影响力很大的《经济学人》杂志，就取此立场。

我比较认同《经济学人》的立场，因为我不相信如果此次埃及军人不干政，事情就会自然得到化解。《经济学人》的社评指出，穆尔西的无能，事实上已经让太多埃及人忍无可忍。他一面听任埃及经济濒临崩溃，一面却热衷推行激进的伊斯兰教社会政策。在最后关头，也不愿意以辞职来化解宪政危机。

当然，埃及军人此次干政的后果也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对此，包括支持二次革命的埃及人在内，都很清楚。埃及的二次革命，凸显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难题，就是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中推行民主面临的困境。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我还记得多年前读到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在1848年选拿破仑三世做总统的议论。当多数人其实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意，或者并不相信民主政治却又获得投票权的时候，民主政治就会陷入困境。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最近例子，就是泰国。泰国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处于高度分裂和对立状态，结果导致了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大战。好在泰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王，也好在他信有一个比他聪明的妹妹，泰国走出了由社会分裂带来的民主困境。

最难得的例子是南非，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对曼德拉如此尊崇的原因。曼德拉是一位圣人，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成就这位圣人的贤人中，也包括不少南非白人的精英分子，特别是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没有他们，今天的南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无法想像。

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前景不容乐观。秦晖是中国学者中最早认识到中国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极为相似的一个。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徵就是社会歧视是完全制度化的。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南非与中国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这种不同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似乎是一个中国学者没有重视的问题。

中国与南非最大的不同，就是南非的社会分裂与种族主义直接相关，而中国种族因素在社会分化中不起主导作用。一般来说，有种族因素的社会分裂是很麻烦的事，但南非对立的双方为什么能实现历史性的超越呢？我相信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有关联的一个因素就是，南非白人及黑人内部，自治程度都比较高。这两个因素相结合，使得两边都存在一些有良知，特别是有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

这个因素是中国很难比的。中国的专制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政治嗅觉，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只要发现那种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就视为对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国政治的这个传统，到了今天可以说发展到了极致。不要说在成年人中我们看不到真有魅力的人物，而且，在一代代青少年中，也看不到出现这种人物的苗头。看来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被中国漫长的专制传统促成了一种极不利于魅力领袖产生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从孩童开始，就无时无刻不被提醒或暗示，要学会顺从权威或伪饰自己的野心，否则没有好下场。

因此，尽管与南非相比，中国有一些有利民主的条件，如教育更普及，但是，当分裂的中国社会面临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其成功的概率反而不如许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