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杨绛（网络图片）
张耀杰：杨绛的去世与犬儒的狡辩
作者：张耀杰
2006年11月，我应邀第二次前往美国考察农村社会的NGO及宗教组织时，顺道在纽约拜访了胡平先生，他当面赠送我一本《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并且把题签中的2006年11月误写成了“05.11”。路途当中我曾经匆匆浏览了一下，对于胡平先生的许多经典论述颇为认同，只是对于他所给出的论断——“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完全认同。
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人的个体人性和群体意识从来没有文明健康过，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能够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野蛮邪恶，反过来又严重污染败坏了中国人原本就不太美好的个体人性和群体意识，连同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已经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要成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仅仅依靠中国人，是不可以也不可能的。只有正大光明并且积极主动地把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导权，让渡给已经初步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法治民主、限权宪政、大同博爱的普世价值和普世信仰的整个国际社会，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像同为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那样，实现现代文明意义的社会转型。
将近十年过去，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杨绛女，于2016年5月25日凌晨以105岁的高寿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消息传出，在网络虚拟世界引起众说纷纭的轩然大波，其最大争点，在于杨绛与先她去世的钱钟书先生的一世为人。那些从来没有完整认真地阅读过杨绛、钱钟书的相关作品，却再一次像投身于政治运动一样争先恐后地跟风站队的许多人，在指责别人“犬儒”的同时，反而充分暴露了自己一百步嘲笑五十步的“犬儒”病态。
2016年6月6日，网名“不锈钢老鼠”的刘荻，在微信公号上发表了一篇《你们的问题是逻辑》，其中写道：“批评钱杨不说话，确实不能说是逼他们说话，不过另一方面，别人反对你批评钱杨，也不能说是不让你批评吧？自己批评别人的时候理直气壮地拿言论自由说事，自己一被批评就哭哭啼啼说别人不让你说话了，这又是什么逻辑？本鼠再强调一次：你有权利批评钱杨（除非你认为极权之下无言论自由，因此你自然也没有批评钱杨的权利），就像你有权利做一切只伤害自己的蠢事一样。美国人说It’s a free country时，意思一般是说，你要做的这件事很蠢。”
同一天，郭学明先生在有道云笔记中发表一篇《“犬儒主义”是野狗不是走狗》，其中写道：“在思想受到钳制和压制的社会，知识分子无法有尊严地生存，没有人格可言，只能选择做狗。有人选择做了献媚哈巴狗；有人选择做了扈从主子的走狗；而‘犬儒主义者’选择做野狗，做不媚权势不同流合污的野狗。”
我在转发郭学明先生的文章时，加上了一句点评：“许多连走狗都当不上的人，最喜欢跟风站队谩骂围殴与他们完全不相干的人。”
此举在某微信群引起一番激烈争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是非纠缠，这里只摘录我所认同的肖雪慧女士的几段话：
其一，我发声，是希望推动争取一个人人可以不被强制、独立做自己选择的环境。我极端厌恶强制，不论来自当局还是民众，不管以道德名义还是其他高大上名义。更厌恶督战队。如果自己这一代人没出息，总是喜欢从其他地方找抗争资源。
其二，我觉得刘狄那篇写得很好。有些人的问题是非逻辑。我说不要强加于人，别当督战队要人上战场作牺牲，有的人就非说成这是在树立谁当榜样。无话可说，再说下去，浪费时间。
其三，今早发在我博客中国自己那篇文章（后面）的跟帖，一再被删。不过是以下内容：徐贲自己是否想过几个问题：第一，从道德上讨伐别人，须得自问：自己经得起道德拷问吗？第二，他文章举反右的特定时期为例，说：“当你看到同事或熟人被罗织罪名，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受尽屈辱，甚至家败人亡的时候，你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你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以行动证明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对右派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会里，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我觉得80年代以后才出国的徐贲，不该不了解那个时代。49之后中共强力灌输和洗脑下，凡被当成打击对象的，对整个社会来说，已经是全民得而共讨之甚至共诛之的公敌，被打击对象不仅面对来自政权的迫害，同时面对被民众当社会公敌！徐贲如果知道这个特点，就该知道当时为数极少不参与批判“社会公敌”的沉默者，是很需要勇气和定力的。第三，正常社会，是绝不会把要人自我牺牲作为道德要求的。那是极权国家督战队的要求。而且，不管历史或现实中，往往是自己经得起道义拷问的人，持有平实而开放的道德观、承认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越是损人利己的，倒越是一味要求人们无我、牺牲。
肖雪慧女士所说的她自己的文章，标题为《该留待个人选择的和不可以规避的 ——评徐贲“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其中针对徐贲标题为《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批评说：“徐贲文章对知识分子的泛化，会使讨论陷入混乱。有的人，因为性情禀赋，自我的定位和选择就是做学问人，而不是承担批判者角色的知识分子。非要这样的人去改变自己角色去当叮咬社会的牛虻，是很专横的。”
关于微信群里两派对立的激烈辩论，我先后给出的点评是：
其一，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一条杨绛、钱钟书在政治运动中主动害人的铁证。文革期间被安排住进杨绛、钱钟书家中的林非、肖凤夫妇，显然是在杨绛、钱钟书夫妇的女婿王德一被打成“5·16分子”的情况下趁人之危借机发难，才导致两家人之间的激烈冲突。那些一次次跟风站队批人斗人以证明自己总是政治正确的局外人，有什么资格指责不跟风不斗人的杨绛、钱钟书呢？
其二，我有一篇关于杨绛的文章，因为某报说要采用所以一直没有公开。相对于杨绛，我个人一直不太喜欢钱钟书博闻强记、引经据典的那种学问。但是，要说到做人，钱钟书无论如何比每次政治运动都有积极表现至今还标榜两头真的胡耀邦、李锐、李慎之、杜导正们，要好一点。那一代的周扬、于光远、胡绳、巴金、曹禺、冰心、费孝通、启功、季羡林，大都在晚年享受到了部级甚至于副国级的政治待遇，晚年钱钟书为什么就不能享受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政治福利呢？
其三，总想让别人当英雄当烈士的人，才是最不要脸的犬儒病患者。
这里引网络一则短文：【伽利略招了】因为宣布地球转动说，伽利略被审判。他出来时，学生冲过来：老师，你顶住了？伽利略：不，我招了。学生震惊：为什么？伽利略：因为我怕挨揍。学生愤怒：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摇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不幸……理性的国家不需要英雄，只有失常的国家，才将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
回到胡平先生十多年前的《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一文，不得不承认他一部分的先见之明。在他看来，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动的动机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这样，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变成了既得利益的某种共犯合谋。“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说来，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和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在具体分析知识界的犬儒病的同时，胡平进一步指出：“犬儒病是整个社会的流行病，知识分子不过是患者之一，其症状也未必比别人更严重。只因为知识分子要发议论，写文章，从而留下了证词，因此为我们分析批评提供了素材。”
可惜的是，胡平先生并没有厘清他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我看来，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应该包括四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基本要素：
其一是个人自由，也就是主体个人以私有财产为前置条件的自由自治、自主创业、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由表达、自我健全。
其二是契约平等，也就是现代工商契约社会里甲乙双方自然人及法人之间意识自治、双向选择、诚实守信、违约受罚、权利义务量化细分的契约合同面前双向平等。
其三是法治民主，也就是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当中依法纳税的各种自然人以及公民自组织的实体法人，以个人自由、契约平等的私权保障为基本前提并且严格遵守权为民所赋、少数服从多数、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法律程序和制度框架的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授权、民主自治。
其四是限权宪政，也就是制度建设层面以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法治民主为基本前提的分权制衡、依法限权、治官安民、济贫救弱的多元共和；也就是在公共权力的依法运作方面，严格遵守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领域之间三权分离、分权制衡的权由法所定的制度原则，不允许任何个人及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专权独断、极端绝对的特殊材料。
明白了这四个价值要素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层级明确、谱系整全的相互关联，针对各种各样的犬儒病患者逃避自由、推卸罪责、强词夺理、纠缠狡辩的人性败坏进行分析批判时，将会显得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穿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