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今天这个题目有点沉重，它让我们回想起文革中的死难同胞。但是为了深入反思，我们不得不揭开伤疤。
答：说得对，我们不得不，也就是说有些事情你做与不做，面临的是一个道德上的选择，中国人爱讲“皇天在上”，康德讲头顶星空与心中道德，都说的是“绝对律令”。尤其是前几天，大陆河南省有位法院院长声称，如果党性与人性发生冲突，应该“只论党性，不论人性”。中国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宝贝王外长，在记者问起中国人权问题时，一副泼皮牛二的嘴脸，更让我们痛感文革不死啊！
问：说起文革中的大屠杀事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兴县八三一大屠杀，因为那是红八月最后一天，也是毛在天安门戴上红卫兵袖章，号召“要武嘛”之后在首善之区发生的大屠杀。
答：对，当时我们都在北京，听人纷纷传，说大兴县有地富造反，所以镇压了不少人，当时真没觉得是个事。文革结束后，我才看到调查材料，真让人毛骨悚然。从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北京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生产队共杀害无辜平民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是仅三十八天的婴儿。二十二个家庭满门灭绝。调查报告中有一个细节，目击者供述，有祖孙两人被活埋，当凶手往坑里填土时，三岁的小孙子喊“奶奶，迷眼”，奶奶说“忍忍吧，一会儿就不迷了”。真没有语言能定性这种残忍。中国人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来不对，能够干这种暴行的人，他的心一定不是肉长的，或者我们只能说他是没有心肝的。斯大林爱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领导屠杀的公社党委书记高福清一定是这种特殊材料。
问：我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说的是个普遍的人性问题。在人性尚存时，会自动反抗残忍。为什么文革中的杀人者不是这种情况呢？
答：要动手杀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动机，或劫财，或劫色，或复仇，或收费。但文革中的屠杀行为往往没有单纯明确的具体动机，相反，往往有一个宏大笼统的抽象动机。比如大兴县的屠杀，主事者事后交代，因为响应毛主席阶级斗争的号召。如果不把阶级敌人杀了，他们就会杀革命派。所以这些屠杀行为是在一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残暴。你刚才提到的普遍人性问题完全变质，成了“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世界上只有中共是不遗余力批判人道主义的，毛认为苏联讲人道主义是变修的结果。阶级性和人性的对立是中共推行恶政的基本理由，也是文革中所谓“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的理论基石。阶级性贯彻到党内，就是党性。用刘少奇的经典表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问：这就好理解为什么河南这位法院院长要公开承认党性和人性相冲突时，要“只论党性”。
答：其实，党性在共产党党内斗争中，对迫害和受迫害者都有作用。其一，对迫害者而言，让他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找到了合适的借口，首先党性给他提供了迫害他人的政治正确性。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什么告密，什么背叛，什么落井下石，总之一切在道德标准下恶的东西都可以成善。其次，残存一点良知的人，恐怕对某些行为觉得下不了手。因为道德会有一种自然力量，这就是孟子所谓“今人乍见儒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而党性会给他非道德的力量来克服这种恻隐之心。弗洛伊德用“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来分析这种心理防卫机制。用一个高尚的观念来掩饰自己行为卑鄙，是合理化最常见的方式。党性是最有效的借口，这个概念可以把迫害变成拯救，把利己变成为人，把凶残变成善良。对受迫害者，这个概念也同样有效，它可以使屈服成为救赎，使人格扫地变成自我献身。斯大林导演的莫斯科大审判就是个好例子。当时旁观审判的西方记者不明白那些列宁的战友怎么会那样热情地承认自己是特务、间谍，那样努力证明自己是罪人。他们要懂了党性这玩意儿就会懂了。纳粹那些犯罪者在受审判时一般都会以服从命令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而文革中我们亲眼看到几乎全体中共官员都忙不迭地检查、揭发、交代，他们所信奉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实就是表现自己“党性强”的合理化过程。
问：所以回想文革中发生的那些大屠杀，实行者几乎没有人忏悔，恐怕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