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就没有人用一支歌
或者急管繁弦的音乐
来抚慰深层的黑暗和灾难
那使人心碎的夭亡和痛苦？
——欧里庇得斯
历史不单单是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也有资格写历史。被统治者、被凌辱者、被压迫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另类的历史。德国思想家默茨说过：“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或者一个阶级形成主体的历史过程，在实践中总是首先冲破‘官方的’历史意识的禁锢，揭露其为当权者和统治者的宣传的本质。”无疑，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用一个谎言装饰另一个谎言的历史，就是说谎者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例如，邓小平用“改革开放”来修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江泽民用“三个代表”来修正“四项基本原则”，胡锦涛用“和谐社会”来修正“防止和平演变”……总之，他们即便作恶多端，也永远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于是，御用文人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汉语成为一种被谎言绑架的语言。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放弃了捍卫记忆、揭示真相的使命的时候，音乐家们却挺身而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唱出“一无所有”的摇滚先驱崔健，到以举办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为己任的旅美音乐家杨逢时，他们是“以音乐求自由”的佼佼者。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交响乐作曲家王西麟，用音乐这一艺术形式来表达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邃思考和勇敢抗议，也用音乐这一艺术形式来慰藉那些深陷于灾难与苦痛中的同胞的灵魂。他的交响曲可以归入“哀歌”的传统之中，这一传统始于旧约中犹太先知耶利米的哀歌，始于中国先贤屈原的天问。鲁迅说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句话就是对王西麟的人生与音乐的最为深切的概括。
用音乐铭记历史
王西麟的交响乐，是音乐，也是历史。他的杰作《第三交响曲》，创作于一九八九年。这部伟大的作品，既是当年天安门大屠杀的震动和创伤的产物，也是对一百年来中国苦难历程的史诗般的概括；既是对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回顾，也是对近现代以来一切极权主义体系的反思。这部作品由“跋涉”、“苦涩”和“忧伤”三个乐章环环相扣而成，具有宏大的气势、丰富的色调以及基于作曲家内心深刻体验的哲理内涵。
这是二十年苦难生活的结晶，王西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自己的创作经历：
《第三交响曲》的最初写作动机是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文革”高潮中。我当时在山西省东北部的气候恶劣而又十分贫瘠的雁北地区。我与被揪来并严加管押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共约二十人组成一个行列，在被押解到乡下农村中接受批斗的途中。正是深秋十月，雁北地区已经很寒冷。我们连续徒步行军十数日，一路被吆喝、被斥骂；我们胸前写着黑标签，背后背着黑牌子，写着“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等每人的罪名。我是这行列中最年青的一个。
在这次行军途中的一天，我突然悟到我是一名囚徒，一名政治犯，我甚至有几分悲壮的自豪感。我当时正是这一瞬间，萌生了以后要写出这一切来的念头。以后的一、二年中，我经历了各种酷刑，度过了一生中最险恶的年月。这个念头从那时起潜藏在我心头已廿多年，直到一九八九年才动手写作。
这些年来，由我自己的命运又看到、听到许多人的悲惨经历，有不少人已死去。这个囚徒的行列在我的观念中逐渐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同代人或两代人的命运，而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历史“造型”。这就是以后体现在创作中的第三交响曲的引子主题，它贯穿全曲出现四次，是我对历史观念的概括，成为一个悲剧历史命运的宿命。
一九六四年，因为批评官方的文艺政策，二十七岁的王西麟被开除公职下放山西，此后是长达十四年的流放生涯。正是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他那本该谱写五线谱的双手却握着牧羊的鞭子。他还曾经被当局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这是极权主义国家对待不服从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惯用方式。他多次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脸上聚集着一道道刀刻般的皱纹，凝重得像一尊罗丹的雕塑。幸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以“贱民”的身份，接触到了中国最底层的民众，以及中国最有生命力的民间音乐，这段经历成为其生命中最灿烂的底色。
受制于国内严酷的话语环境，王西麟在公开场合对“一九八九”在《第三交响曲》中的时代背景语焉不详。但是，只要听过这部作品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有鲜血的气味、有子弹的呼啸、有白骨的磷光，也有年轻生命的呐喊和年迈母亲的眼泪。这部作品是献给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的，是献给倒在柏林墙下的死难者的，是献给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中的死难者的，也是献给古拉格群岛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死难者的。它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回应了“人类苦难”。它展示了苦难以及人类战胜苦难的勇气，它显露了耻辱以及人类克服耻辱的信念，它以自身的优秀、深刻与宏大第一次证明：交响乐不仅属于西方。
这部交响曲贯通了个人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王西麟说过：“艺术家往往是由个人的经历而认识历史的。……经历了美丽之后又经历残酷才更会看到在美丽掩藏之下的残酷，我就经历了虚假的美丽和真实的残酷。”《第三交响曲》堪称是一部无比“残酷”的作品。第一乐章是慢板，写囚徒和苦难。既有悲愤的爆发，也有枪杀政治犯的场景。第二乐章是小快板，表现的是“从赌场到屠场”，是鲁迅的诗句：“桃偶方登场，白眼看鸡虫。”政治人物们的本质都是小丑，丑陋而残酷的小丑，他们的舞台是赌场，也是屠场。第三乐章是广板，是“疯歌”，其灵感来自于俄罗斯文化中的“颠僧”主题，来自于闻一多的《死水》和杜甫的《青海图》，来自于那些在西北被残酷折磨而死或者侥幸幸存的右派们（包括王西麟的姐姐：在新疆被劳改二十五年、释放时已经精神失常）。第四乐章是中快板，长达十七分钟的是炼狱中绝望的骚动和呼喊。
《第三交响曲》触及了中国最敏感的政治问题的核心，但它又绝不仅仅是政治，它是人道主义的控诉和呐喊，用学者韩钟恩的话来说：“《第三交响曲》……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权宣言。作曲家以表达思想和传授思想为使命。在‘思想族’这一人文景观当中，他们被围困在‘囚城’，被流放在各式各样的‘古拉格群岛’，……就像沉浮于阴阳河中的西西弗斯，轮回推着巨石艰难上山，又重复体验巨石滚下来的极其壮观。王西麟也是这样，……在‘天问’不应、‘离骚’不尽的呼唤声中，他的作品已然越过艺术现象、历史现象乃至文化现象和思想现象的界限，切切实实成为一种生命现象。”换言之，王西麟的生命经历是音乐的根基，而他的音乐又是生命的延续。
一九九九年，在《第三交响曲》问世十年之后，王西麟又创作了高度概括的、无标题的《第四交响曲》。这是作曲家对一个世纪人类发展历史的个人感受和思考，它没有具体的画面、事件和描述，却融入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和中国风格。在其结尾处出现了希望和光明，出现了人类在毁灭和苦难的灰烬中的反思、觉悟而生长出来的新生命的星星之火。王西麟不是思想家或预言家，他却用音乐语言预见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专制制度的崩溃。这就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超越时代的前瞻性。
王西麟的音乐呈现了一个地下的中国、一个活的中国，这个中国由农民、工人、游吟诗人和边缘知识分子们组成，由无权无势的人们组成，由叛徒和吊客们组成。从屈原到嵇康，从《三吏三别》到《桃花扇》，这是一个被遮蔽的传统。失败者的历史更为惊心动魄，失败者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历史。王西麟发现了这奔涌的火山潜流，他自己也纵身一跃投入其中：“在正义、崇高、伟大、光明的背后往往掩藏着卑劣、欺诈、谎言、掠夺；在大善的背后有大恶；在正义、公理的后面有大不公正和大非正义。人类常常在苦难中经受着熬煎。大失落、大悲哀、大屈辱、大憎恨、大丑恶、大凶残，也在推动着历史，因为它们又逼迫着、挤压着它们的对立面用更大的动力更强烈地爆发出来而最后战胜它们因而推动历史，如希特勒的下场。也许善良不能战胜邪恶而被压抑成地下的活火、冰下的活水，毕竟其痛苦何其深广而厚重，那么这个地狱之活火、死地之活水也在推动着历史。”长久以来，王西麟被邪恶、黑暗和懦弱组成的“无物之阵”包裹着，却矢志不渝地用音乐和生命来呼唤善良、真诚和希望。他是我们时代幸存的夜莺，却没有一个可以休憩的枝头，因为所有的枝头都被喜鹊占领了。
用音乐反抗谎言
先知在他的故乡总是不受欢迎的。王西麟这位杰出的音乐家，在中国遭到官方多年的封杀与隔离。这种命运对于他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和“不言自明”的。正像当局十多年来不准崔健在北京举办大型摇滚音乐会一样，正像当局不给旅居美国的杨逢时发放归国的签证一样，王西麟只能将排练时候的录音刻录成少量的光盘，送给部分亲近的朋友们。当局害怕一切凸显真实的艺术、文化和学术。因为优秀的艺术、文化和学术，总是在努力说真话，总是在启示人们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去追求自由和独立。而这正是让那些邪恶势力最为惊恐不安的地方。
奴隶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奴性是怎样根深蒂固的呢？如默茨所说：“迫使奴隶失去根基、放逐他们，这都有助于破坏他们的记忆，而且正是以卓有成效地使他们固守其奴隶生存，从体制上使他们处于无权状态，从而完全征服他们。”先知与国王永远是对立的两级，他们不可能和解。王西麟就好像是率领犹太奴隶们出埃及的先知摩西一样，他告诉那些匍匐在权威之下的同胞们说：“成为你自己！”于是，那些下跪的膝盖纷纷站立起来。艺术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催化剂。因此，统治者必然对此类具有“启蒙”意义的艺术家恨之入骨。
“文革”结束之后，王西麟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解放”，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但在八、九十年代，他继续受到各种形式的压制和骚扰。西单民主墙事件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命运，而天安门惨案则让他以音乐为武器反抗暴力和谎言。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一个大写的人，曾经因为打了剥夺其演出权利的乐团团长一耳光而被拘留，也曾多次当面痛斥北京市那些不学无术只会“讲政治”的文化官员而遭到“冷冻”。直到今天，他的音乐在国内难得有一次上演的机会，他几乎不为同胞们所知悉——中宣部臭名昭著的“五个一工程”，只会投入重金奖赏类似于《走进新时代》之类的“莺歌燕舞”。这些钱来自于纳税人的口袋，却不能资助真正的“先进文化”。
二零零零年，经过朋友艰苦的努力和周旋，北京市文化局终于批准，在北京举办两场王西麟作品的大型交响乐音乐会。瑞士著名小提琴家史瑞夫应邀飞抵北京，专程前来参与演奏。谁知风云突变，就在音乐会即将举办的前一个星期，北京市文化局突然下令，取消这两场音乐会。王西麟只好在家中与史瑞夫一起合作了一场只有十多位朋友参加的“家庭音乐会”。
音乐会被取消的原因，据说是“有关方面”要惩罚王西麟的“口无遮拦”。王西麟一贯说话直率，在音乐会正式开幕前数天的一次小型音乐讲座中，他激动地对一百多名知识界人士说了这样一段话：“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迄今人类发展史上最严峻酷烈、最激烈动荡而最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世纪，值得深深反思。这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科技进步，但我认为，这个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乃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和无情抛弃。我的音乐也是这一进程的记载。”
这段讲话被安插在听众中的特务汇报上去，为了惩罚王西麟“公开宣传反动观点”，他的音乐会被突然取消。事后，王西麟毫不后悔，只是自我解嘲式地对那些深感遗憾的朋友们说：“唉，我当时就少说了半句话，要是我在‘共产主义最终被抛弃’之后添上半句‘中国除外’，也许就能蒙混过去了……”以王西麟的个性，他是不会加上这半句话的。音乐家被黑手扼住了歌唱的喉咙。正因为音乐像镜子一样照出了小丑们大腹便便的丑态，小丑们感到了恐慌，便开始酝酿新的阴谋；正因为音乐揭穿了中宣部炮制的、重重掩饰的谎言，说谎者们感到了害怕，便开始了疯狂的反扑。
谎言与真理从来都不能并存。极权主义者将每一个音符都看作是潜在的威胁，将每一名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家都看作是不能宽容的敌人。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苏联体制的学者布热津斯基精辟地指出：“极权主义的打击在降低人的地位方面尤其狠毒。从文化的观点看，无论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主义的现代变种。在这两种主义的统治下，极权主义的革命对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而且是蓄意造成的——无可挽回和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化及当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在此背景之下，王西麟的作品集中地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对谎言的抗争和对真相的追求。他用音乐来打破麻木和冷漠，他用音乐来批判专制和奴性。他的音乐是哀歌，这哀歌为谁而鸣？
苦难和坎坷大概是许多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家共同的经历。但此种经历让大部分人从中琢磨出了“生存的智慧”和明哲保身的方法，遭受种种挫折之后，他们不再说真话，不再挑战独裁制度，而是心甘情愿或半推半就地成为统治者的帮忙和帮闲。像王西麟这样经历了残酷的人生、并决心用艺术来表现残酷的人生的艺术家，在当代中国寥寥无几。在音乐界某些“春风得意”的人物（比如醉心于创作“主旋律”作品的郭文景、玩弄拼贴并精通商业炒作的谭盾等人）看来，王西麟可谓太不“聪明”了。但在我看来，王西麟是惟一的一位具备大智慧、大胸怀的大师级的音乐家。
交响乐是音乐中的桂冠，交响乐是人类的史诗。王西麟所创作的交响乐，既是其人生历程的结晶，也是人类发展进程中黑暗与光明的搏斗的写真。交响乐不是平行于历史，乃是抽象和升华了历史；同样的道理，交响乐是哲学与数学的结合，它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复杂性和高贵性。王西麟指出：“交响曲不适宜于表现情节和事件，但是人类历史上演出了如此众多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和情节只是作曲家认识历史的‘入口’和提供了对历史的思考。众多的事件和情节被作曲家积累成为：历史的总体观念，在交响乐中被浓缩、被升华、被概括、被凝聚成音乐的感情，进而被概括成音乐的结构和布局。”王西麟就像是圣经中与上帝摔跤的雅各一样，贯穿于他许多作品中的最突出的主题是“搏斗”——与谎言的搏斗、与黑暗的搏斗、与暴力的搏斗、与野蛮的搏斗、与愚昧的搏斗。他的音乐不是让人“逍遥”的音乐，乃是让人饱受折磨的音乐，没有坚强的意志的人，是无法接受这样的音乐的。
王西麟的音乐中蕴含了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音乐技巧的娴熟的掌握与运用。王西麟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他的身体里却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他没有落伍于国际音乐发展的主潮。当代国际音乐大师潘德列斯基高度评价其《第四交响曲》说：“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基础是欧洲六十至九十年代的先锋派技术。它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个性，从而截然相反于他的国家中的任何其他音乐。”澳大利亚国立音乐学院教授吉米•柯特也评论说：“这部作品使人震惊！它的音乐语言生动有力，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对不人道的正义的谴责之声，很少有作曲家能够如此清晰地表达这种激情，凭这一点，它的作者就应被列入近五十年来世界作曲家的前列。”由此，王西麟成为千千万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代言人”。
鲁迅、萧斯塔科维奇与王西麟
王西麟最热爱的音乐家是萧斯塔科维奇，最崇敬的文学家是鲁迅。在完成《第三交响曲》之后，他为鲁迅小说《铸剑》写了乐曲《铸剑二章》，分别题为“黑衣人歌”和“三头釜中舞”。“黑衣人歌”集中描述被残害者对暴君的抗争和复仇，其中溶入了北中国黄河流域古老的地方戏曲上党帮子、蒲剧等音乐唱腔，以此表现悲天悯人、为民请命的壮烈情操。“三头釜中舞”则为原作结尾处三头在釜中大战的情节。音乐神秘、恐怖、惨烈而惊心动魄，作品极具原创性和个性。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深刻地阐释和发扬鲁迅思想的音乐作品。
与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用绘画的方式来表现鲁迅作品的画家裘沙、王伟君夫妇一样，王西麟用流动的音符将鲁迅转化到另外一个时空之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在王西麟的音乐中“复活”了。这是应当被中国当代思想史所铭记的一个重大事件。可是，《铸剑二章》不仅处于音乐评论界的视野之外，也受到文学评论界的漠视——也许，无论是音乐评论界还是文学评论界，都缺乏足够的艺术修养、思想储备和精神资源来接受、理解和评说王西麟的这些作品。
王西麟的命运和音乐，与俄罗斯音乐大师萧斯塔科维奇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一九九五年五月，彼得格勒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雷洛夫听完录音后说：“如果百年前有外星人来到地球用一小时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贝九’；如果现在又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你的《第三交响曲》。”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萧斯塔科维奇的好友瓦•尼•赫洛波娃，听到这首悲壮的交响曲后激动地说：“这位中国作曲家继承了不屈不挠的‘战鼓似的’萧斯塔科维奇的路线，……音乐如此辉煌，我想，萧斯塔科维奇会因之而欣喜不已。”她描述说，这首曲子仿佛让她看到柴科夫斯基以来的俄罗斯悠长的、如歌的、优美的旋律流过中国的山脉，两个伟大民族的悲剧命运由此联结在了一起。
王西麟对西方交响乐的历史有这样一番个性化的阐释：“交响曲大约自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以来才具有了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人文的宏大的容量；在此以前作为音乐的交响性思维即矛盾冲突、和深刻的悲剧性，这在巴赫的音乐中，在莫扎特的《魔笛》中，早已有了。但只是在贝多芬‘第三’中，交响曲才如此地具有了深刻的社会的历史意义。这个伟大传统和伟大美学观念，以后在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柴柯夫斯基，马勒尤其在萧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中有了重大的发展。正是萧氏的交响曲把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融入到交响曲这一艺术形式中来。以后在二十世纪后叶，又在潘德列斯基的六七十年代的音乐中做了发展。他的《波兰安魂曲》、《路加灾难曲》都有着上述精神的延续。我的音乐观念也受到这些音乐很深影响，这也正是我自己追求的艺术倾向。”无疑，他本人的作品也可以归入此一序列之中。他的音乐是当代中国罕见的“有思想”的音乐，他的存在使中国当代的交响乐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显然，《黄河大合唱》和《茉莉花》不是当代中国音乐的“无法承受之重”。“中国”需要更加优秀的音乐来“穿透”和“代表”，王西麟的作品当之无愧地是其中之一。
王西麟的多部宏大的交响曲，呼应着世界交响曲的伟大传统，昭示着艺术家用音乐、美、爱和信仰来拯救人类的雄心。他的音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切对人类的苦难有痛彻心肺的悲悯的听众都会对其产生长久的共鸣。一九九四年，在访问美国之行中，王西麟的《第三交响曲》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在耶鲁音乐学院，听众在听完第一乐章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之后每听完一个乐章都如此。直到听完全曲后，他们全体站立并拥向前来向作曲家表示祝贺——尽管美国人并未经历过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三日，德国科隆首演了王西麟的“四重奏”。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大量发挥了地方戏曲音乐中的散板等戏剧性的表现力。科隆乐团团长奥利弗致函王西麟说：“你的音乐对这场音乐会十分重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控诉，它的哀悼，它的悲伤，它的充满希望和爱：开始是恶魔之舞而最后却是和平的结尾。不仅如此！你的音乐还表达了：看！在悲伤和痛苦后面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人要强有力地信任自己的人格，相信能击败邪恶，并最终将感到和平、自由和神圣、纯净的爱！”可见，音乐优于语言文字的地方在于：它具有一种超越种族、国家和地域的魅力，它能够瞬间唤醒人类残存的神性及良知。
我记得一个白雪皑皑的深夜，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原来，这是王西麟打来的电话。在话筒的那一端，他的嗓音还是那样地浑厚：“你要听萧斯塔科维奇，你要听萧斯塔科维奇！”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他多次受到狠毒的殴打，听力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他平常生怕别人听不见他说的话，将嗓门升高到了仿佛是在吵架的地步。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音乐家都在听力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呢？比如贝多芬，比如王西麟。这或许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他们听不见“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各种声音，却有本领让他人听见天籁之音。我听得出来，那天晚上，王西麟喝醉了酒，我知道他心里非常难受——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一个稍稍有点良心的中国人，心里难道会“好受”吗？
然而，我坚信，王西麟被迫忍受的“无声”的状态是暂时的，正如鲁迅所说：“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列宁和斯大林所创立的、不可一世的帝国已经灰飞烟灭，而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依然响彻俄罗斯辽阔的大地。音乐家终将战胜独裁者，音乐终将战胜谎言，这是一个无需疑问的答案。伟大的音乐，背后是高尚的灵魂。正是那一点灵魂的光，帮助千万双聆听的耳朵打开心灵的窗户。
——二零零三年九月八日初稿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五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