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閱讀，英美批評Brecxit等撒謊有之，稱英國公投不民主的，僅有中國公知。中國公知成天鼓吹程序正義眼淚鼻涕，連英國首相都完全接受公投結果了，他們又說這是民粹了。”——赵楚
大陆自由派（公知）群体及其粉丝对于公投和民主的认知，又一次让人大吃一惊。公投在各成熟民主国家有过许多实践，其中尤以瑞士为最，在独立、修宪等重大问题，以及近些年来涉欧盟问题上，采用公投，不仅屡见不鲜，而且正当性相当充足，公投合乎民主，纯属常识。大陆自由派对此独树一帜，甚至还有人说什么公投不符合现代民主云云，令人啼笑皆非。
此外，还有说公投更容易导致民粹的，有说仅仅2%差距决定重大问题不妥的。前一个说法，和公投不民主一样可笑，公投经过了持续、开放和充分的讨论，当然是民意的真实反映，如果说公投容易引发民粹操弄，那其他选举难道不更容易吗？按照这种论调，那还要什么民主选举？后一个说法，愚蠢浓度更高达100%，要是差距不是那么小，需要公投吗？恐怕常规讨论一下，就pass了，恰恰是因为差距太小，而问题又重大，才需要公投吧？
现代民主或自由民主，又称代议制民主，但要说明的是，代议制民主与希腊城邦民主的关系，大致相当于现代人类与南方古猿的关系，除都直立行走之外，两者并无任何直接的承接或者遗传关系。代议制民主这样一种民主体制，建立在政治权利的平等、政治机会的开放，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等原则之上，基于广土众民的复杂性，现代民主选择了代议制，这其实是对上述原则的某种妥协，而随着交通、通讯、教育、媒体等的发达，在普遍平等的基础之上，更加开放和更有参与性的民主制也就变得更加可欲，公投正是这样一种现代民主制度的进化，体现出更多的平等、开放和参与，它不是什么城邦民主的复古，而是当代民主的新高度。
大陆自由派以代议制的名义，或者以间接民主的名义，将公投看作是什么直接民主，而加以怀疑，这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认知，公投只是代议制民主体制的一个部分，受到代议民主体制的规范和约束，其法源、提案、实施到最后结果的落实，也都在代议民主体制的范畴之内，这里没有什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矛盾，如果有的话，也仅仅发生在大陆自由派的脑海里。
大陆自由派的类似认知，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反复发作的“病灶”了，长期以来，警惕民粹、轻视民主就是大陆自由派的常用论调，以反民粹的名义，进而怀疑民主的论调，也很有市场，这种我称之为民主恐惧症的症状，甚至可以算作是大陆自由派的标配了。至于大陆自由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可能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当代大陆话语场，孕育发展于前30年专政实践之后，直接承继文化大革命的蛮荒，以四大这样的“大民主”的名义，给大陆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群体带来过极大的伤害，受此刺激，大陆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主要致力于反思激进主义、反思平均主义、反思底层造反，犹如钟摆从一个极端摆动到另一个极端，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下摆到了渐进、保守、精英这一个极端，而视革命、平等、激进等等为高度可疑的东西，这种钟摆效应，可能是大陆自由派民主恐惧的第一个来源。
其次，大陆自由派的转型想像，主要寄托在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渐进道路之上，期待市场化及其后果——中产壮大、社会空间、法制环境——能够形成一条良性互动的渐进转型之路，但是，在中国特有的权力市场化过程中，权力体制又在持续地进行剥夺和攫取，源源不断地制造对立，从1980年代的双轨制、1990年代的大规模下岗，2000年后的拆迁征地….大陆自由派因此担心，这些对立与悬殊可能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此外，潜在的民粹主义情绪还有可能与旧有的以阶级斗争、计划经济、平均分配等意识形态相结合，对市场化进程构成威胁，甚至中断市场化进程。因此，大陆自由派最大的忧虑，就是潜在民粹主义的兴起，尤其担心其与极左意识形态的合流。
也因此，大陆自由派的主要表现，就是与毛左的缠斗，在其高度简单化的语境中，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极左路线的同义词，或至少混杂在了一起：民粹主义、极左路线的警惕、大（直接）民主等等，都成为了最值得警惕的东西，而与上述负面事物截然相反的东西，诸如市场化、全球化、精英主义、代议制等等“响词儿”，就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的标准，以此种政治正确标准为出发，更推崇平等、参与、开放的民主理念，就成为了低人一等的东西。
1990年代以来，大陆自由派的常用口号如“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手段“、”先自由后民主“等等，都显示出从这种政治正确出发，从观念到实践上的重自由、轻民主的立场。就这样以维护市场化进程、追求渐进转型为开端，经过反对极左路线、民粹主义、文革式大民主的话语过渡，大陆自由派最终选择了自由高于民主，优先于民主的立场，这可能是大陆自由派民主恐惧的第二个来源。
最后，1989年之后，大陆实际陷入政治参与冻结的状态，与此同时，却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客气地说，大陆自由派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这一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既具有自由化改革的追求，却又惧怕现有格局和进程的剧烈变动，这样一种求变怕乱的心理。然而，经济发展的成果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现有的体制，体制得以继续压制乃至冻结社会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大陆社会的变革，很可能来自一场突如其来的参与爆炸，以及随后的激进民主转型，而这却未必是大陆自由派所乐于见到的情形，更违背其一贯的渐进路线，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大陆自由派对于参与爆炸和激进转型，以及支撑这一论述背后的民主理念，其实持有相对负面的看法，对于民主价值的贬低，也就随之而来，这可能是大陆自由派民主恐惧的第三个来源。
也因此，我们时常可以在各种论题中，看到大陆自由派各种关于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奇谈怪论，说到底，还是对于平等、开放、参与的民主价值的主动贬低，以及极权下的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的钟摆效应，加上现实利益立场带来的畏惧民主的保守立场，但无论如何，曾经站立于争取自由前端的大陆自由派，在失去平等参与的民主理想之后，实际已经蜕变为了保守犬儒的群体，在他们的民主恐惧症背后，其实是对现有格局和进程的拥抱。
